确规定，丈夫殴打妻子，没有致伤的，不论罪；致伤的，妻子告发，依凡人斗殴减二等治罪，致死的绞监候，故意杀害的绞立决。与唐代相比，量刑起点相同，都是致伤。不同的是，明清两代又多了妻子告发的规定，如果妻子不告，丈夫仍能免予处罚。但在男女地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让妻子告发丈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估计大多数妻子都会选择忍耐，这实际上使丈夫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逃过惩罚。如果妻子因不堪虐待而自杀，则被认为是自寻短见，不承认丈夫对妻子威逼致死的罪名。如《清律总注》说：“家庭闺间之内，妻妾之过失不论大小，本夫殴非折伤也得勿论，自愿轻生何罪有之？”
另外，在适用死刑上，清代也比唐代减轻。唐代误杀适用绞刑，清代改为绞监候；故意杀人的在唐代适用斩刑，而在清代则适用绞立决，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二）对妻子的惩罚越来越重
对于妻子殴打丈夫的行为，一般均予严惩。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妻殴夫的惩罚越来越重。比如，对于妻殴夫，唐代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妻子殴夫，处有期徒刑一年；若殴伤较重，量刑时比常人斗伤律加三等；如果殴夫致死者，要处以斩刑。明清两代则这样规定，如果妻子殴打丈夫，不管丈夫告发与否，均杖一百，如果有伤，加凡人斗殴三等治罪，若致残废，绞立决；倘若致死，则斩立决；若故意杀害就凌迟处死。
两相对比，我们发现在适用死刑方面，明清要比唐代严酷得多。唐代妻殴夫，只有致死，才适用死刑，而明清两代则致残就可适用绞刑。同时，唐代最高刑是斩，而清代竞适用凌迟酷刑。比如，嘉庆四年（1799年）．福建长汀钟学友被妻郭氏毒死，原来郭氏8岁就到婆家为童养媳，备受丈夫虐待，钟又把女儿出卖，这才起意害死丈夫，结果仍被凌迟处死。
（三）同罪异罚
同罪异罚是夫妻不平等的重要表现，这在夫妻相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仍以汉代为例，同是《贼律》，有关妻殴夫的规定是：“妻殴夫，耐为隶妾。”剃掉女人的头发，与剃掉男人的头发胡须相比，这本来对妇女就不平等。何况还要罚做婢女，明显比对丈夫的惩罚加重。同时，对于“妻殴夫”的惩治，是完全无条件的，并不像夫殴妻，需要区分不同的背景、原由和形式，这也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
唐代也是如此。对于妻殴夫，唐代规定，只要妻子殴夫，即使无伤，也得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而丈夫殴妻，有伤才开始量刑，无伤就是白打。妻子如果殴夫重伤，要比凡人加三等治罪，也就是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同等情况下，夫殴妻减二等，这一来一去就差了五等，同罪异罚表现得非常明显。最后，如果妻殴夫致死，无论故意与否，也不管用没用刀，一律处以斩刑，这比之丈夫有斩绞之分，也有所不同。
清代与唐代差不多，如果丈夫殴打妻子，没有致伤的，不论罪；致伤的，妻子告发，依凡人斗殴减二等治罪，致死的绞监候，故意杀害的绞立决。而妻子殴打丈夫，不管丈夫告发与否，均杖一百，如果有伤，加凡人斗殴三等治罪，若致残废，绞立决，倘若致死，则斩立决，若故意杀害就凌迟处死，同罪异罚更加明显。
在实践中，对妇女从重而对丈夫从轻的处罚表现得很充分。以丈夫杀妻而言，比如四川郸县人刘潮俸，外出归来让妻子张氏做饭，张氏嫌他挣钱少，有点不想理他。刘潮俸感觉很没面子，一生气就将老婆打死了，结果被当局判绞监候，秋后处决。
再以妻子杀夫为例，有一位罗小么，好吃懒做，家里老没钱用，就想了个坏主意，让自家老婆卖身养家。罗小么的老婆阿菊本是良家妇女，说什么也不干这等勾当。罗小么眼见家有摇钱树，就是不能开发利用，心里很着急，免不了对阿菊又打又骂。可能一直没打伤，或者打伤了阿菊没告官，所以官府也没判他的罪。最后阿菊实在忍不下去了，只好答应接客。罗小么幸冲冲地寻得奸夫安阿二，当场让二人苟合其事。不料完事后安阿二不肯给钱，发生了争吵。看来罗小么是个窝里横，只会对老婆厉害，吵了半天也没弄到钱，安阿二一拍屁股走了。罗小么见第一笔生意没成，仍不死心，又要去外面拉客。阿菊不干了，于是罗小么骂妻子不知好歹，阿菊眼见丈夫这么没用，忍不住出言顶撞。罗小么哪受过这种气，举棒就打。这时阿菊正烧开水，顺手就端起沙锅向罗小么泼去。阿菊本意是吓吓丈夫，不料丈夫外强中干，毫不中用，一泼就死了。按说罗小么逼妻卖奸，无耻已极，死有余辜。阿菊作为受害者，又是误伤，说什么也得判个死缓什么的。不料当局竞以“名分攸关”为借口，仍旧判阿菊斩立决。
在这里，刘潮俸是故意杀人，但只判为绞监候。阿菊是误伤，又是受害者，情有可原，却被判斩立决，男女适用刑罚轻重之别，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