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之道为人伦之始，古人最重夫妻关系。为人妇然后为人母，也是古代妇女最正当的“职业”。但权利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义务，这一点在主妇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她们对丈夫要贞，既包括婚后的守贞，也包括婚前的处女贞、丈夫死后的守节。丈夫如果不喜欢她们，总是有充分的借口为他们预备着，抛弃妻子只不过像喝杯水那样简单。她们对公婆要顺，这种顺是无条件的、全方位的，因为她们嫁的不仅是丈夫，更是家族。在和谐至上的古代社会，妻子如果不牺牲自己而追求个性发展，所谓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因而不顺的妻子总是社会打压的对象，她们的必然结局就是被休。
§§§第一节夫妻关系
按照《说文·女部》的说法，“妻，妇与夫齐者也”，乍一看似乎夫妻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谓妻与夫齐，本来的意思是说妻的地位随丈夫而变化。丈夫的地位高，妻子地位也高；丈夫的地位低，妻子地位也低。这恰好说明了妻子对丈夫的依赖性，夫妻地位是不平等的。夫妻地位不平等，表现在夫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夫妻婚姻为买卖婚，丈夫对妻子可以打、可以骂，需要了还可以转手倒卖。丈夫犯了罪，妻子也跟着受株连。如果夫妻犯了同样的错误，对丈夫的惩罚明显低于妻子。在讲究伦理的社会里，丈夫是家长，妻子是卑幼，同罪异罚也是必然结果。夫妻不仅生前不平等，死后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服制的不同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一、婚姻的买卖性质
男女地位不平等，自定婚之日起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婚姻，实质上属于买卖婚，女方实际上是作为财物出让给男方的，一旦婚姻确定，女方即属男方所有，根本谈不上平等。
中国古代的婚姻形式主要表现为聘婚制，它表现为“非受币不交不亲”，带有明显的买卖婚痕迹，聘娶婚的程序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六礼”中，“纳征”指男方要向女方交付一定数量的聘金、聘礼。聘金、聘礼就是妇女的身价，女方条件越好，聘礼就越重，以财产多寡而论婚姻成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王充在谈到当时婚嫁情形时说：“富贵之男娶得富贵之妻，女亦得富贵之男。”老百姓说的通俗些，说什么：“穷攀穷，富攀富，叫化子攀个拨浪鼓。”
不过，穷到什么程度或者富到什么程度，彼此恐怕都不清楚，所以定亲前探探对方家底显得极为重要。否则男方借点钱存到钱庄里冒充大款，结婚后女方岂不后悔？这时候就显着媒人的重要性了。当然，媒人不用直接问，只要漫天要财礼就行了。男方如果经济实力不够，满足不了女方的预期要求，这婚事只能告吹。对男方而言，也不是完全被动挨打。女方漫天要价，男方可以就地还价。毕竟女方要价是有虚头的，如不还价，肯定吃亏，到时退货就麻烦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讨价还价？估计跟这个传统有关。媒婆常发的牢骚是“我腿都跑细了”，媒婆小腿跑细并不是给男女双方传情书所致，而是双方价钱老谈不拢，媒婆就得一直在两边来回跑。有时好容易价格谈拢了，但媒婆却没好结果。比如女家恶意哄抬物价，又比如男家不守诚信，娶亲之日仍不兑现聘礼，这时候两头不是人的就是媒婆。
对于这种民风，道学家很不满意，蔡襄在福州做地方官，看得多了，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批评说：娶妻本是为了传宗接代，看重的应该是人品，可这些男女们左右谈的都是钱，一点素质都没有。司马光更上火，批评遍地都是贪财小人。娶妻时，先问人家能给多少陪嫁，嫁女时，先问人家能给多少聘礼。元代郑介夫说的更直白：收了人家的钱还说是聘礼，呸！这哪里是什么聘礼，不就是货物卖价吗？这与牲口买卖有什么区别？宋仁宗曾下诏“禁以财冒士族娶宗室女者”，由此可见，宗室女子嫁人，也是向钱看。只要钱多，出身就不用讲了，大家糊里糊涂过去也就算了。
婚姻买卖更严重的是公开化。比如清代宣统年间的湖南《永绥厅志》上记载说：苗族人婚姻嫁娶就像买卖货物一样，不讲婚姻之礼，只讲男方送牛马的数量，然后派中间人去说合就可以了。按当时的大致标准是一名女子用牛马五六匹就可以换回来。至于寡妇，本来是以改嫁为耻的，但为了几个彩礼钱，总是有人积极鼓励再嫁。比如湖南新化这个地方对妇女改嫁没有什么限制，但对于改嫁后的彩礼，夫家和娘家却争夺得相当厉害，以至于双方争执不下时，往往采取捆绑的办法把人抢走。其实，即使是今天仍有公开买卖婚姻的行为。某些贫困地区的男子娶不起妻子，也还是用买卖的方法为自己娶一个老婆。
对于公开的买卖婚，历代政府都明确反对，如北魏的法律规定：“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就是说买卖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妾或者儿子的媳妇，都要遭受流放之刑的处罚。唐朝的法律规定，买卖人口作为自己的妻妾，要判三年徒刑。明清的法律条文对买卖婚都制定了一些条款。但规定是规定，民间仍是我行我紊，何况公开买卖与隐性买卖有时也就一线之差，很难辨别清楚。
二、夫可卖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