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包括2000多个小学生、1000多个初中生、300多个高中生和100多名大学生。
从2001年开始，杜聪在艾滋病预防和艾滋孤儿救助上，已经花费了10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钱有30%来自国际上一些慈善组织的援助，另外70%则来自于香港一些企业和私人的赞助。
杜聪全力投身于艾滋孤儿救助工作，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期间，他奔走在中国各个艾滋病蔓延的乡村，向人们宣扬一种理念：在关怀那些本身感染了艾滋病毒患者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他们的孩子。
通过5年的努力，智行基金会共资助了4000个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杜聪通过智行基金会资助这些孩子上学、进行职业培训，有的孩子还上了大学。不仅如此，他们更注重对艾滋病儿童的心理呵护。
杜聪反对将孩子集中在政府专门为艾滋孤儿建设的孤儿院里。“那样只是方便了政府的管理，对孩子来说却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一般心理上都会有些偏差，何况是从艾滋孤儿院出来的孩子，他们的一生都会被打上艾滋孤儿的烙印。而把他们安排在普通的学校，告诉他，你不是特殊的人，他们的心理落差就会小很多。“艾滋孤儿和普通孤儿不同，他们还面临着社会歧视和偏见，要帮助他们逃离阴影，没必要的话就不要强化他们的身份，不要给他们贴上特别的标签。”
杜聪对孩子们的关怀和呵护让人感动。他不拿一分工资默默无闻地为边缘人群奉献一生，也许你会问，杜聪到底是为了什么？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有一个为什么的。一个著名的登山运动员说：“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也许这句话能较好地回答像杜聪这样无私奉献的人的心理：“因为这些人需要帮助，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当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要离开他的微软帝国时，心中留下的唯一遗憾就是，发现了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对哈佛学生说：
“认真回顾过去，我确实有着一大遗憾。当我离开哈佛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存在着可怕的不平等现象。人们享受的医疗、保健和机会严重不均，很多人生活在绝望的边缘。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新思想，但体会最深的还是科学的不断进步。可是，人类的最大进步并不体现在发现和发明上，而是如何利用它们来消除不平等。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民主、公共教育、医疗保健或者是经济合作，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
当我离开校园时，并不知道美国有数百万的青少年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在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人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
我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些。
你们和我完全不同，你们更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不平等。我希望你们过去几年都曾经认真想过，应当如何应对这样的不平等，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假如，你愿意付出每周几小时时间和每月几美元，这些时间和钱能拯救更多的人，改善更多人的生活，那么，你会将时间和钱花在哪里呢？”
“应该怎样做，才能让我们拥有的资源给最多的人带来好处呢？”这是世界首富在达到人生高峰后思考的问题。所幸盖茨有能力去弥补自己的这一遗憾。他捐赠168亿美元资助非洲国家的疟疾研究，捐赠90万美金用于资助非洲抗击艾滋病……
杜聪和比尔·盖茨只是千千万万个为弱势群体作出贡献的哈佛人之一，在哈佛有更多的人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用他们的所学帮助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哈佛有一个专门的机构PBHA组织持有各种以服务他人为目的的学生项目，从组织暑期社区青少年活动到帮助无家可归的人、精神病人和犯人，每年有1800多个学生参加PBHA的76个项目。参加过PBHA的学生有很多都在毕业以后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做了很多贡献。
比如，虽然多年来大约有半数哈佛毕业生会进入金融和咨询部门，但每年在这些毕业生里，也有不少申请了美国支教队。美国支教队是非营利组织，负责把毕业生送到低收入的城乡公立学校教书。
爱心无国界。哈佛大学学生马克在高中的时候就曾到世界各地帮助艾滋病患者，该工作他一直持续了18个月。他进入哈佛大学后又加入了相关社会团体，致力于艾滋病的各方面宣传和实际工作，毕业后他自己创业拥有了财富后，又加入了艾滋病防护基金会。马克说，他的经历告诉他，能够用一生坚持帮助那些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对于他而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