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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利”的选择上，侠的人生价值观具有超越世俗、昂然不群的可贵品质。在世俗红尘眼里，人的终极追求大多为物质层面的，举凡如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娇娃佳丽等，而侠为了实现自身品格的完善，视钱财如粪土，救助他人，无怨无悔。清代隐居在吴地洞庭山的侠客刘继庄，极其慷慨好施，家里的数千资财，都被他招待四方奇客而所剩无几。刘继庄邻居的女儿与一男子订亲，未婚夫因贫困流落在外，母亲便打算将女儿改嫁他人，女儿誓死不从。刘继庄听说此事后，很悲伤，把家中仅剩的一间小药店卖掉，找到邻居女儿的未婚夫，将卖药店的钱给他，使他得以完婚。久而久之，刘继庄家越来越贫穷，但他从不后悔。
清代内家拳大师王来成也是一位“重义轻利”的典范。他喜好行侠，乐于为人解困，但从来不希图回报。一次，有人用重金请求王来咸杀死自己的弟弟，王来咸毫不犹豫地予以回绝，并且说：“这是把我看作禽兽。”这说明王来咸也是秉持重义轻利的侠客操守的。
侠客的义利观应该说是值得提倡的，它是侠客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一代又一代的侠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履重义轻财的原则，不计个人得失，以他人利益为重，实在令人感佩。
忠勇刚烈，重义轻生
侠客重气轻命，他们是把荣誊节操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一类人。中国古代俗语云：“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人的容貌是不可能一直保持最佳状态的，只有美名才能使人的形象长久。反映到侠客身上，就是“贪夫徇财，烈士徇名”，侠客就是重视节操的典型。他们“不患年寿之不永，患名之不立”。侠客们以刻意自立、不爱其躯、豪气冲天的精神立足于世间。就连非难武侠的韩非子也注意到当时的游侠“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第一个褒扬游侠的司马迁更是对武侠的“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表示由衷的称赏，褒扬他们“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在后世的小说中，侠客重视名誉的心态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甚至“宁教名在人不在”。护。这种维护在各个时代的侠客中都普遍存在。《晏子春秋》中的“二桃杀三士”十分鲜明地寓示了这一点。文中记载齐景公身边三位擅长与老虎搏斗的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因为对晏子不客气而陷入困境。齐景公受晏子指点，派人送来两个桃子，让这三位勇士记功吃桃子。三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如果不接受桃子就意味着自己无功而不勇，如果接受桃子，人多而桃少，势必要有你死我活的争斗。想到这里，他们仰天长叹。公孙接、田开疆各自为自己表功，然后接过桃子；古冶子也陈述了自己护送君主后过济河、斩杀巨鼋的功劳。他认为自己功劳最大，拔出宝剑向公孙接和田开疆要桃子。公孙接和田开疆认为自己勇不如人，功劳也不大，拿桃子属于贪婪，如果不去赴死又说明不勇，两人送回桃子，然后自杀身亡。古冶子想到两人死去而自己独生、觉得自己不仁，说他人不行自己行，属于不义，只悔恨自己的行为而不去赴死。于是他也返桃自刎。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三位侠士为了证明自己有功有勇的名誉不愿作无谓的推让，明知结局已定，还是以死一搏。争功只不过就为了存勇而自杀，而最终得到功者，也因为失去了对手，担心落得不仁不义不勇之名而一死了之。这三位侠士重视名誉的程度代表了侠士“重气轻命”的人格风范。
侠客们的重气轻生，比较突出地还表现在重友情，与朋友肝胆相照，为朋友两肋插刀。古代的侠客一般喜欢交朋友，因此侠又称游侠。游，即交游，侠客重交情，在处理朋友关系时同样要维护自己的声誉。首先，在朋友中讲义气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生死与共，矢志不移。唐睿宗时魏州的侠义之士吴保安，曾舍家十年，全力救友，他的侠义事迹流转千古。当时唐相国郭元振的侄儿郭仲翔作战时为敌所囚，成为奴隶。需要一千匹绢方可赎回。这时，郭元振已死，郭家无力将郭仲翔赎回。郭仲翔的同乡好友吴保安负担起赎回郭仲翔的重任。他变卖了全部家产，依然没有凑够赎金；于是抛家弃子，外出经商十余年，终于凑够了一千匹绢，赎回郭仲翔，使其脱离了奴隶的处境，避免客死他乡。吴保安以十年的辛苦劳作和奔波来为朋友赎身，可谓世间罕有，侠义非凡。
侠者忠实于朋友，非常重视朋友的请托；一旦对朋友做出承诺，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其托付。战国末期，刺客之侠荆轲是燕太傅田光的朋友，在秦国重兵压境的危机时刻，燕太子丹想采取曹沫劫持齐桓公的办法遏止秦国的入侵。于是与田光商议，田光感到自己老了，无力完成此事，就推荐了好友荆轲。请荆轲去见太子。荆轲非常清楚行刺的结局注定是死亡，但他对朋友所托，没有任何犹豫，很干脆回答说：“谨奉教”，于是就去见太子丹，为他行刺秦王，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然，荆轲的任侠行为一方面有急人之难，扶助弱小的动机在里面，另一方面，应朋友之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的关头，侠客的名节主要表现为一种民族大义，不少人具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