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侠客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义”字是最恰当不过了，所谓“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可以说“义”是古代侠客最核心的人格信念。然而，什么叫“义”，却是个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问题。即使在先秦诸子百家那里，“义”也是莫衷一是，举凡如：各处其宜谓之“义”，人之正路谓之“义”，众所尊戴者谓之“义”，志行过人谓之“义”，与众共之谓之“义”，除去天地之害也谓之“义”。总之，“义”的内涵非常丰富，体现在侠客精神上也有很多层面，诸如扶危济困、舍己救人；见义勇为、惩恶扬善；重义轻利、仗义疏财；信守诺言、一诺千金；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等。
快意恩仇 惩恶扬善
“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中国古代侠客奉行“士为知己者死”，“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恩义观念。从侠客产生的历史角度看，早期的侠客往往就是在报恩心态中开始自己的侠行的，具体而言，侠客的酬恩报仇又可分为几种：
第一类报恩行侠是为了酬答赏识自己的人，甘愿慷慨就死。先秦时期动乱的社会环境使得武侠大量游动，往往在器重和赏识自己的人手下卖命。他们将他人对自己或自己亲人的厚待看作是对自己尊严的格外看重，往往倾尽心力甚至生命来报答。战国时游侠，有的武艺很好，有的则技艺平平，但他们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经历：最初都是隐伏民间下层的豪杰或游侠，后因某些权贵折节下交，对他们极尽礼遇和尊重，于是他们为报知遇之恩而舍身行刺这些权贵的仇人。
晋国一个叫智伯的人被韩、赵、魏合击俘杀，智伯的门客豫让，发誓为主报仇。他吞炭变音，刮须剃眉，漆身为癞，诈为死尸，虽经多次谋划终未成功，反而被仇家赵襄子擒获。赵襄子责问豫让，你本来是范家的门客，范家为智伯所灭，你不为范家雪恨，反而投靠智伯。今天智伯已死，你怎么偏偏要为他报仇呢？豫让答道：君臣以义相合。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如心腹；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我过去在范家为门客，范家待我如普通人，我便以普通人的方式来回报。而智伯却不然，他像对待国士那样礼遇我、尊重我，所以，我便以死相报，以尽国士的义务。国士是当时敢死勇士的称谓。豫让后来再次刺杀赵襄子，又没有成功。他请求赵襄子允许他用刀砍赵襄子的衣服，算是替智伯报了仇，然后自杀。豫让的死便是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坚持“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信条，致死不渝。战国时韩国勇士聂政因杀人避仇，与母亲和姐姐避难于齐国，屠狗为业。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相侠累有仇，为了请聂政代为报仇，前往与聂政结交，奉黄金百镒为聂母作寿，聂政始终没有接受，但他心里十分感激，立志一定报答他。聂政在母亲死后，仗剑至韩国，闯入都城，将侠累刺死。然后又斩杀卫士数十人，割破自己的脸皮，挖出眼睛，割开肚子，倒地而死。聂政是一位典型的不惜为知己牺牲一切的侠士。
第二类复仇行侠是为了个人、家世的怨仇而行侠。这类行侠者意志弥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种侠士出自于社会各阶层，他们的行侠过程是一种复仇意识的宣泄过程，是一种自行正义的私相图报。在古人看来，报仇是正义的行为。《春秋公羊传》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周官》说：“凡复仇者，书于士，义之无罪”。子夏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答道：“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总之，复仇观念在古代已深入人心，并且具有相当大的正当性。晋干宝《搜神记》记载了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复仇故事，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人们所传颂。干将、莫邪夫妇为楚王铸剑，三年铸成雌、雄二剑。干将向楚王献剑前，对已有身孕的妻子莫邪说：“我为楚王铸剑，三年才铸成，楚王一定会杀我。我把雄剑留下，等孩子长大了，为我报仇。”楚王命善识剑者验收，回报说：“剑有雌雄二把，雌来，雄不来。”楚王大怒，果然杀了干将。莫邪生了儿子，取名赤比。赤比长大后，向莫邪问父亲的下落，莫邪说：“你父干将被楚王杀死，并让我告诉你，出门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赤比出门向南望，并没有山，只见屋前有一棵松树生于石砥之上，就用斧子劈开松树，拿到了雄剑，于是千方百计想杀楚王。楚王梦见一男儿，双眉有尺余宽，声言要报仇。楚王悬赏千金捉拿，赤比只好逃进深山。他满腔悲愤，长歌当哭，感动了山中侠客，侠客决心为赤比报仇。他要赤比献出头和剑，借此两样去杀楚王。赤比立刻拔剑自刎，两手捧头和剑交给侠客，尸体不倒，侠客说：“我绝不辜负重托。”尸体随声倒下。侠客带着赤比头和剑去见楚王，声称这是勇士头，必须用开水煮烂。楚王依言而行，赤比头在开水锅中煮了三日三夜，仍旧不烂，并且瞪眼咬牙，跃出开水面。侠客说：“只有大王亲临观看，头才能烂。”楚王便走近锅前观看，侠客趁机用剑割下楚王头抛人锅中，自己也把头砍下，甩进开水锅里。三首俱烂。
侠客崇尚恩怨分明，在复仇报德上更加无所规避，毫不退缩，甚至：甚至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