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埙不是闯荡江湖的侠客，但他却有侠客的高风亮节，仗义执言，堪为侠义之士。高节义侠之人除了要除大害、求大义以外，即使在平常生活中也以周人之急为本职，施财救人，表现出可贵的利他精神，达到了很高的道德境界。清顺治年间广昌的白羽皇就是这样一位义侠。《清稗类钞·义侠类·白羽皇蠲金》载：白氏家中虽然贫困，却乐于施财。每年以教书的收入获得温饱后，常以余财来周济周围的穷人。一天，在路途中听到一个妇女哭声凄惨，白羽皇上前询问事由，得知妇人的丈夫被贼人诬陷吃了官司，将卖儿女。白羽皇随即拿出银两，送给妇女，不留姓名而去。后来白羽皇死去，忽有一人携妻女前来哭悼，家人询问，才知道白羽皇助人银两之事。
义侠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通常能挺身而出，抵御侵略，具有高尚的民族大义精神。嘉靖三十年（1554年），东南倭寇作乱，朝廷除了调兵加强海防外，还招募身怀绝技者从军。张二郎是一个善于泅水的侠客，平时以乞讨为生。听到倭寇作乱后，张二郎积极应募，在军中作为哨探。他几次泅水深入海岛倭贼老巢侦查，搜集确切情报，而且不时斩下倭寇首级献给军将。但他不要功名利禄，赐给他的银牌、赏金，一概不要，如果一定要给，张二郎就将这些上交府库。但牛肉犒赏例外。倭寇之乱平定后，论功，他可以得到一个世袭百户的官职，郡县官赏他朝廷服，赎一个妓女给他做妻子，张二郎也坚决回绝，他还是愿意沿门乞讨。夜晚睡在破庙中，嬉嬉无忧色。后来，那位曾任用过张二郎的太守成为江南巡抚，他到处寻找张二郎，一天在一个无人看守的寺庙金刚像下找到了张二郎。巡抚让二郎去领赏金，仍笑而不接。巡抚知道二郎好酒肉，于是赏他酒肉，二郎称谢而去。
可见，中国古代的义侠追求的是侠义的人格理想，从事的是对他人有利的活动，伸展的是人间社会之委屈，与汉代司马迁对侠客所称颂的“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济世兼爱之“仁”，“不既信，不倍言”之“义”是一以贯之的。尽管在侠客史上有的义侠也曾发生了种种变异，但那不是主流。义侠的道义品质始终是中国侠文化的精神支柱。
江湖型侠客
“江湖”一词，原本是地理名词，是“三江五湖”的简称。后来这个词演变为与通都大邑相对的地理概念，同时也与朝廷相对并与“盗贼”、“绿林”密切相关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名词。在中国侠客史上，江湖是任侠者活动的大舞台，血风腥雨、险象环生的江湖造就了大批与众不同的侠者。江湖之侠与其他类型的侠客比较，其特点在于他们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上不依附于豪门，下不投靠于私人，他们或以单个的方式或以群体性的组织，生存于非城市、非朝廷、非“四民之业”的“江湖”之中。可以说他们生活在正常社会之外，是独立王国的子民。
江湖之侠的成分非常混乱、复杂，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无所不包。有的是绿林好汉，占山为王，夺人钱财；有的是帮派成员，潜伏于秘密教门，归属于形形色色的武林门派。这是集团性的江湖侠客。还有个体性的侠士，有的是江湖大盗，有的是独行大侠。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千差万别，或结私交，为豪强，纵血性，展现侠者本色；或者疏财好义，快意恩仇；或者恣意豪暴，堕落为枭雄与流氓。种种情状，共同构成了江湖之侠及其行为方式。
在江湖之侠中，盗侠是最典型的。从历史上看，侠与盗实为一体之两面，侠、盗本就同源。侠与盗不仅同源，而且相互结纳，交往频繁，并会相互转化。战国四大公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等，大多凭借王公之权势，以游侠的姿态自居；他们热衷于豢养食客，鸡鸣狗盗之徒无不以礼相待。汉代著名游侠朱家、郭解都喜欢收留犯法亡命之辈。朱家所藏豪士数百人，其他的平庸之人更不可胜数。郭解家中的亡命者也很多，直到半夜家门口还停留着数十辆车，请求代替郭解安排这些市井豪猾之人。事实上，郭解从小就为人阴贼，稍不如意，就要杀人，不少人因此丧命。至于藏命作奸、铸钱掘冢之类的坏事也干了不少。中年以后，郭解的行为才有所收敛。另一位侠士原涉，他的宾客屡次冒犯法令，本人也是睚眦必报，因触犯他而死的人不在少数，他甚至派人去刺杀朝廷官吏，然而他又喜好赈施贫穷，赴人之急，行为方式上充满了矛盾性。
有的人开始是盗，后来改邪归正，成了社会上敬重的侠。《世说新语》“周处”篇即讲述了周处由盗至侠的演变过程。周处是晋初吴郡阳羡人，表字叫子隐。其父周鲂做过吴国鄱阳太守。去世时，周处还没有成人，失去了严父的管教，品行不端。
周处年青的时候，为人凶狠，爱打抱不平，他的同乡认为他是个祸害。那时候阳羡的水中有一条能发洪水的蛟龙，山中有一只瘸腿儿老虎，都危害着当地的百姓。所以阳羡地方的人称他们为“三横”，其中周处更凶残。有人劝说周处把老虎杀了，把蛟龙砍了，其实是希望“三横”只剩下一横。周处先把老虎杀死了，接着又下到水里去砍蛟龙。那蛟龙有时候浮出水面，有时又沉到水中，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