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刺客盛行的时代。唐代的刺客中有些是被皇室权臣所收买和雇佣，成为没有任何侠义观念的职业杀手或贴身保镖，如唐宪宗时帮助王承宗、李师道刺杀宰相武元衡，并行刺名臣裴度的刺客，还有精精儿、空空儿之流。在文言小说中出现的刺客恪守侠义精神，出于大义，剿灭世上邪恶，红线女、聂隐娘等就是这类人。刺侠一般能明辨是非，不是一味充当杀人的工具，他们不同程度地恪守着侠义原则。 《唐国史补》和《唐语林》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叫李勉的人在做开封府尉时，曾救过一位囚犯。李氏罢官经河北时遇见故囚，该囚犯与妻子想要报答李勉的大恩，但总嫌钱财太少，最后竟决定杀死李勉，以断绝其人情。李闻讯后逃走，晚间在旅店中向店主诉说此事。此番话碰巧被故囚派来的刺客听到。刺客对李勉说：“我几乎误杀了贤良。”然后离去。天明时刺客将故囚的首级交给李勉。历史上这类侠客尚为数不少，他们往往最初为坏人所利
清代还出现了为朋友之义，历尽艰辛，清除败类的刺侠。晚清曾发生过一件“张汶祥刺马”的著名案件。同治年间，河南侠士张汶祥与安徽团练副使马新贻及武师曹二虎、石锦标四人结拜为兄弟。曹二虎之妻生得美貌动人，老大马新贻表面上是个白面书生，实质上是好色之徒。他借请曹二虎出差之机，在外地派人暗杀了曹二虎，霸占了二虎的妻子。
石锦标、张汶祥得知后怒火万丈，拟为义弟报仇。风声传到马新贻耳中，意欲借故捕杀。于是张汶祥、石锦标二人连夜逃往他乡。张汶祥辗转逃到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投奔十年前来新市谋生的河南同乡光腚朋友钟琰，而石锦标则潜居海宁县硖石镇，二人伺机为曹二虎报仇。经钟琰介绍，张汶祥结识了觉海寺武僧潮音大师。
潮音大师亦是河南人，自幼出家在河南登封县少室山少林寺，学得一身好武艺，尤其擅长飞刀，百步击人百发百中。张汶祥恳请潮音大师收他为徒，大师见他侠义豪爽，破例教他苦练飞刀术，并在驾仙桥堍的铁匠铺定铸一对柳叶飞刀赠张汶祥。从此，在潮音大师悉心指教下，张汶祥天天在觉海禅寺七宝池旁苦练飞刀技术。
此时，马新贻已升任两江总督（江苏、浙江二省最高军政长官），住在南京。石锦标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张汶祥。此后张汶祥两次潜往南京总督衙门，察看行刺线路，半年后张汶祥的飞刀术已能与潮音大师相媲美，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地步。
同治七年秋，张汶祥怀揣飞刀，告别潮音大师，从新市觉海寺潜往南京。一日，马新贻坐轿自校场阅兵回总督衙门，刚下轿，张汶祥便用在觉海寺练就的飞刀术，将两把锋利的毒汁柳叶飞刀插人马新贻胸口，马新贻当场毙命。后来张汶祥被清廷凌迟处死。这就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汶祥刺马案”。
总之，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刺侠往往出身卑微，无权无势，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但是，他们为了公平正义，能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了侠、义、忠、信而奋勇拼杀；为了朋友、知己和民族大义，可以挺身而出毫不犹豫，他们的侠义精神无不令人叹息和缅怀。
义气型侠客
“义”历来是中国侠客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一谈及侠客，首先就将其与“义”相联系。唐代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说：“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至于“义”的具体含义，是非常丰富的。“义”原来不过是合理、适宜的意思。《易·乾》云：“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后来，经过儒家的进一步发挥、阐释，“义”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规范，一般指的是正统的道德规范、正常的政治秩序等。
司马迁首次对侠客之“义”的内涵做了阐述。在他看来，侠者之“义”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其二，“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其三，“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因此，称作侠客的人，无不讲究义重如山，努力维护道义的尊严。所谓义侠，就是那些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他们可能不是武林高手，也不一定有过人的智慧和谋略，但一定是侠节高尚，至行超群的人。
历史上的义侠在行为方式上有多种表现形式：或者扶危济困、急人之难；或者伸张大义，勇于自我牺牲；或者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无论何种形态，义侠均注重严守大义，以实际行动去实践义，最终使自己的侠义道德得到完善与升华。
在先秦时期，义侠便已出现，他们仗义行侠，全凭着义气与良知。他们路见不平，挺身相助，其行侠方式因人而异。义侠并不都像韩非所云“以武犯禁”，任侠也不全是在刀光剑影中完成。有的是凭借精湛的剑术或超人的勇力行侠，有的却只是一介书生，既不精于剑术武功，又非勇悍之士，但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却堪称侠者，尤其在事关国家利益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表现出气吞山河的神勇气慨，蔺相如和鲁仲连就属于这类人。
据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王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