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文的《云间杂志》中记有《三十六僧抗倭》一则，叙明嘉靖年 间，倭寇初至海上（今上海），屯据在一个叫下沙镇的地方。当时江浙一 带有一些武僧，主动起来打击倭寇。其中三十六人最为枭捷，蔡可泉主督平贼之事，招募僧兵数百人。为首的号月空和尚，次号自然和尚。两僧率众故意到倭贼屯扎处结营。一倭贼舞双刀来斗，月空静坐不动。正当倭寇快到身边时，说时迟，那时快，和尚腾身而起，从贼头顶上跃过。用铁棍击贼首，其他贼人见到后顿时气势萎顿，不敢向前。
月空和尚只一显身手，足令众贼丧胆，可见其武功不凡。关于少林武僧月空抗击倭寇的事，顾炎武《日知录》中也有记载。称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抗击倭寇于淞江。他的部属有三十余人，自为队伍。持铁棒击杀倭寇甚众，后来均英勇战死。其记载虽略有出入，但月空其人其事却可能是实有。
时至清代，封建帝国自身的腐败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面临着重重危机。这期间，涌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为反满、为救国，为革命而前赴后继，其中不乏许多侠肝义胆之士，把仗义行侠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为传统的任侠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使侠客精神得以升华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九世纪后期京师大侠王五就是这样一位为民族民主的解放事业慷慨捐躯的志士。
据《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记载：大刀王五是光绪年间京都的大侠，以替人保镖为业。河北、山东一带的绿林好汉都尊奉他为首领，王五因此定出法规对他们加以约束，规定所劫夺的对象必须是贪官污吏，如果不是不义之财，就不能劫取。光绪五六年间，京都一带连续发生了抢劫案几十起。官吏差役追捕，竟一无所获，便都疑心是王五所为，于是立案报到刑部。当时刑部主事兼典狱官是江苏溧水县的濮青士，他奉刑部尚书之命，派五城御史率领官兵前去捕捉。
王五住在宣武门外，御史得到命令，派出几百名士兵包围了王五的住宅。王五只凭二十几人手执兵器守在门内，门外几百名官兵都不敢进去，只是呐喊示威而已。等到天黑，还是想不出好办法，官兵于是四散回家。官兵散去之后，才知道王五不知什么时候也穿了官兵的号衣，混杂在稠密的人群之中，而官吏却不知道。第二天，王五忽然来到刑部自首，濮青士叫来当面询问，王五从容答道：“起先派兵捉我，所以我不肯遵命，现在既已撤兵，所以我来投案。”问他几个月以来发生的劫案，哪些是他的党徒干的，哪些是别的绿林中人干的，他侃侃而谈，毫不隐讳。濮青士本来知道王五一向行侠仗义、勇武正直，企图保全，便假意说道：“本官原知道这些劫案与你无关，但你是一介百姓，却到处交游，酗酒赌博，也决非好人。今天逮捕你，是为了小施惩罚，以便警戒今后免犯大罪。”于是将他责打了二十板，赶出门去。
光绪九年，濮青士出任河南南阳知府，准备赴任而路费不足，借贷又毫无结果，很是愁闷。一天，王五忽然来求见，门卫阻止他。王五坚持要见，才把他叫了进去。王五进去跪拜道：“小人蒙受大人再生之恩，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现在听说大人升任南阳太守，此去路上强盗成群，没有小人护卫，一定难免落在他们之手。还听说大人路费没有着落，现在带来二百两银子，把它送给大人权当旅费使用。”濮青士竭力推辞，并说：“本官已筹得路费了。”王五笑进：“大人何必哄骗小人？今天早晨大人还去某洋商那里借一百两根子，没有谈成功，从哪里来的银子呢？要不然可以这样，大人可否写一张借据给小人，等到任以后再还我怎么样？至于马前效劳，侍奉左右，大人即使不允，小人也决计相随而行了。”濮青士不得已，只得照他所说写了一张借据给他。于是一同启程。
到了河南卫辉府，大雨一连下了十天，黄河水位暴涨，无法渡河，眼看所带银两已快用完，濮青士便和王五商议道：“路费又完了，过河也不能，如何是好？”王五笑道：“这是小事一件，能难倒我王五吗？”说完，就单人匹马，身佩腰刀，策马急驰而去。随从们七嘴八舌地嚷道：“王五去抢劫了！”太守大惊，整天心情烦乱．饭也吃不下。将近天黑，王五才回来，从腰里解下五百两银子放在茶几上。太守沉下脸严肃地说：“本官虽然口渴，也决不喝盗泉的一滴水，赶快拿开，不要玷污了我。”王五哈哈大笑道：“大人怀疑我是抢来的吗？王五虽然微贱，但区区五百两银子，还不至于借不到而要去打劫吧？这确实是向某商人借来的，大人要是不信，何不写张便条叫他来问问。”濮青士随即写了一张便条，派随从送去。第二天，某商人果然来了，拿出王五所写的借据呈给濮青士过目，确实是这么一回事，濮青士这才称谢，把银子收下。王五送濮青士到达南阳任上后，自己仍旧返回京都，重操旧业。
安晓峰侍御到遥远的西北军台去驻防，也是王五护送他去的，车马路费也都是王五赠送的。王五素来跟谭嗣同交好，戊戌政变时，王五曾去谭嗣同家，劝他出去，并且愿意亲自护送他逃走。谭嗣同坚决不肯，这才作罢。谭嗣同就义后，王五暗中结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