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侠的情况大抵与明相似。他们没有了战国秦汉甚或唐五代时游侠置身于社会中心的显赫地位，在一般平民百姓的眼里，可能依然是英雄，是救世主，但就总体而言，非但不再是统治集团依靠的力量，相反却成为这一集团不能容忍的对象。故大多沉浮于民间，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依靠所操的各种职业为生。当然，不务正业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多闲散人员，据清末朱泽淫说，十人中就有六个。后经朝廷整治，情况有所好转。但乾隆以后，不从事士农工商行业的人占了十分之六七。这些人当中就多有游侠活动。他们有的依人为客，如清初颜元设馆讲学，授人以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他的门下就有游侠。其中商水人李子青，还是当时的大侠。有的则一无所主，虽不乏才华，但坎坷一生，终不得进用。如乾隆时秀水县举人王昙，文名与舒位相当，因好游侠，喜言兵家事，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被目为狂人，终身潦倒。清初另一大儒孙奇逢讲学夏峰，被称为“乡曲侠客”，与汉唐活动于通都大邑或市镇闾巷，而权倾一方的游侠有别。
《清稗类钞·义侠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乡曲侠客”活动的踪迹，使后人得以对他们的行事有所了解。如康熙年间，有通州汤公子喜欢豪侠行事，好结交当世名士，因受庄廷巍明史狱牵连，被投人囚牢。燕山大盗邹飞虎是一位大侠，当时也在牢中，得知汤被入构陷，牵涉成罪，便联络狱外同道将其救出秘藏。后又嫁以甥女，让他们远赴南洋爪哇岛，在自己购下的别馆内平静过活。雍正年间，深州伶人王四喜性格豪迈，有幽燕侠士风度，曾经慷慨相助百金，解救与自己素不相识、因不善理财而亏空官帑巨万的甘肃某邑令。
此外，在清代，抗暴复仇之侠和施财济困之侠在民间依然一定程度地活跃着。侠客们在亲人和善良的人们受到欺凌之后，往往奋起还击，以暴抗暴。《清稗类钞·武良与盗徒搏》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琼州的武良是一位血勇之士。他父亲是一位镖师，他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小就练就一身好武艺。武良有一位表姑嫁给吴某，生有一个美貌的女儿。此女后来被一恶绅看中。恶绅向吴家逼婚，吴某不从，恶绅就让恶仆劫走吴女，打死了吴某，吴女跳楼自尽，武良的表姑也上吊自尽。武良前往县衙告状，但县宰惧怕恶绅的势力，对恶绅进行袒护，将武良逐出。武良面对表姑家无法昭雪的冤仇，心中极为愤恨。一天夜里，越墙进入恶绅家，将其全家七口杀死。第二天县宰认为此案为武良所为，便飞牒追捕，但未抓到武良。武良在深夜潜入县宰家，飞身落在睡梦之中的县宰的身上。县宰受到惊吓醒过来，武良举刀斥责说：“不许叫！你身为百姓父母官，任凭势豪作恶，不加惩治，反而庇护，本该杀你，但念你是惧怕权势才这样．如果马上弃官不做．可以留你一条性命。”县宰吓得浑身颤抖，连忙答应。没出三天县宰便挂冠而逃。武良也离开此地到别处谋生。武良不畏强暴，敢于惩罚残害善良百姓的恶绅和官吏，真是驱除邪恶的大侠。 慷慨施财是古侠的行为特征之一。清代的侠客也颇有古侠之遗风。《清稗类钞·义侠类·吴璟救饥民》记述了一位在灾荒之年救济平民的大侠士。康熙年间，霭化有一位慷慨好施的义士，名叫吴璟。在当地发生大饥荒时，多次施财救贫。有贫民无以谋生，将要卖妻儿，夫妻正在悲伤相对而泣。吴璟听说后，急忙送去银两和粮米。在年成稍好的时候，凡欠吴瑕钱粮的人都来还债。吴璟说：“近年虽然年成稍好，如我收了你们的债，你们的生活又困难了。”于是拒绝收债，并将债券全部烧掉。
时至晚清，任侠之风又开始高涨，无论城市与乡村，任侠之士纷纷涌现。并且再一次将侠客推向了社会政治的风尖浪口之中。自清乾隆以后，清廷的政治日趋腐败，封建势力处于下行道之中，社会内部矛盾非常尖锐。同时，保守的封建帝国面临着新生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在内忧外患之中，促使千万义勇侠士的产生，他们抵御外侮，反抗暴政，救亡图存，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侠气壮歌。
晚清的侠客有多种类型，其中有抗击帝国主义入侵的抗击外寇之侠：有由于官府迫害铤而走险、反抗社会而杀富济贫的盗侠；有将谋生与行侠相合为一的镖师之侠；还有从事维新、革命活动的维新革命党之侠，形成侠潮汹涌的壮观局面。
明清侠客面面观
绿林豪侠与剪径盗匪
1．汪十四。
明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年代，旅途行商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商贩出门经商，路途遥远，财物丰厚，沿途常会碰到绿林强盗的抢劫。于是，绿林豪侠出手相助，与盗贼展开了护财和劫财的争斗。明代徐士俊的文言小说《汪十四传》（收入《虞初新志》）就是这方面的作品。
汪十四是安徽歙县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性情慷慨激昂，精于骑术和射箭，有燕赵壮士的雄风。那时人们往来四川，当地山川险峻难行，盗贼群聚。客商凡是经过此地，往往遭到抢劫；他们只要听说汪十四的名气，都纷纷拜倒在他的马前，恳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