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做京兆尹时，有一次他带着一班衙役到曲江祈雨，众人都远远回避，独有一位老人拄着拐杖站在路旁，并不在意。黎干见他竟敢如此冒犯，一怒之下命人将这老者打了二十大棍。没想到木棍打在他身上，就像打在鼓上一样。打完之后，老人像没事一样缓步离开了。后来黎干惊怕，亲自登门向老人谢罪。老人并不介意，走进室内，换了一身紫衣，抱出长短七口剑来到庭院舞弄起来。只见七口宝剑同时在空中翻飞，宛如银龙游于空中，黎干看得眼花缭乱，惊惧不已，伏在地上不停地叩头谢罪。
唐代任侠风气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在以前，行侠者以武士居多，而在唐代出现了大规模的文人行侠。这些文士侠客大多追求一种侠的狂放气质，追求不同凡俗的游侠气概。他们虽然也有急人之难，仗义疏财的举动，但是多数是一种对侠的精神的崇尚和膜拜。他们在行为举止上率性而为，无拘无束，张扬自我，恣逞意气，不修小节，不守礼仪，充满着超越世俗羁绊的冲动。如唐代重臣姚崇、张说、李邕等人，尚气节，重然许，其侠义精神多为世人所称道。诗人李白、陈子昂、孟浩然、王翰、李颀、王之涣等无不有古游侠之遗风。他们或者慷慨悲歌，与人肝胆相照，赴人之难；或者狂放纵酒、飞鹰走马，聚众赌博。陈子昂任侠使气，到了十七八岁还不知书；王翰担任汝州长吏时，每天不理政事，热衷于与豪侠们饮酒打猎，击鼓狂歌，后来因此被贬职。王之涣少年时代便有侠气，和他一起玩乐的大多是长安城里的游侠少年，他们击剑悲歌，架鹰走马，纵情游乐。有的文人之侠甚至胆大妄为，做出有违天理之事。韦应物年少时放荡不羁，藏亡匿死，纵酒胡闹，将劫夺妇女视为任侠，并且得意洋洋，引为自豪。
在唐代文人中，豪侠之气表现得最明显的当属李白。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有这样的自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在诗作《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说道：“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上安州裴长史书》更是生动描绘出一个具有侠士风度的李白，“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士大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覃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总之，李白一生无不带有浓厚的侠义色彩。唐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唐刘全白《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说李白“少以侠自任”。《新唐书·文艺传》也说李白“击剑为任侠”。“侠气”构成了李白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文人行侠成为中国侠客史上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
在唐以前，侠者一般是男性，很少出现女性的身影。有唐一代，随着侠风的普遍流行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产生了不少侠义女子。尤其在安史之乱以后，这些女侠投身平叛战争，面对国家危难，巾帼不让须眉，承担起扶危救困的重任。唐建中年间汴州的窦桂娘就是一位重义轻身，勇于为国除害的女子。据杜牧《樊川文集》卷六《窦烈女传》记载：当时军阀李希烈发动叛乱，攻陷汴州，自立为帝，抢走了窦桂娘。临走前，窦氏悄悄对父亲说：“您多保重身体，不要悲伤，我一定能消灭这个强盗。”后来，窦氏以她出众的容貌和过人的才华赢得了李烈希的宠爱。她与李烈希的部属陈先奇的妻子结为姐妹，通过陈妻对陈先奇进行离间，不久李希烈暴亡。其子继续作恶，窦桂娘用计使陈先奇将李希烈的妻儿斩杀。陈先奇后也被他人所杀。另一叛将见窦桂娘用计使自己人互相残杀，于是杀害了窦氏。像窦桂娘这样刚烈又有智谋的侠义女子是以前未曾出现过的。
唐代传奇小说中也描绘了不少极富传奇色彩的女侠，尽管这些人物大多是艺术上的虚构，但也一定程度地折射了现实生活。她们行侠不让须眉，义烈更赛男儿，构成唐代侠客群体中一个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这些女侠中有忍辱负重、报仇雪恨的谢小娥、崔慎思妾、贾人妻等，有依附藩镇，为主效力的女侠红线、聂隐娘，有武功超凡的刺客精精儿、妙手空空儿等。特别是红线女行侠的动机在于“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算得上是为国为民的大侠，达到了武侠精神的最高境界。唐代女侠中，还有武艺超群的女盗侠，像皇甫氏《原化记》里的“车中女子”，蔑视朝廷和法律尊严，敢于带领手下人偷盗宫中宝物，而且敢于从官城牢中将因此涉嫌被囚的无辜应举书生救出来。她们的英武形象是当时侠客活动的一种新现象。
在唐代，官侠中不少人能主持公道，不畏强暴，为民请命，在中国侠客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中最典型的官侠要属唐肃宗时泾州刺史段秀实。据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记载：段秀实刚任泾州刺史时，汾阳王郭子仪以副元帅的身份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