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的任侠风潮
隋朝历史短暂，在开国之初，一度社会繁荣，国家处于上升的态势。但是好景不长，至隋炀帝时封建帝国很快土崩瓦解。在这个短命的王朝中也产生过不少侠士和具有侠义气质的人物。开国功臣如杨素、刘权、沈光早年皆好任侠，而梁士彦、元谐等人后来谋反，与其侠烈脾性大有关系。由北周入隋的梁士彦从小任侠，因军功屡次获得升迁，后来密谋造反，被人告发而遭处死。元谐家世代豪门、性情具有豪侠气概，少年时与杨坚为同学，后来成为隋朝开国功臣，也由于谋反遭杀。虞庆则世代为北方豪杰，胆气过人，在当地侠客中声名赫赫。总之，隋朝开国武将中，出身武侠者很多。隋朝统治者对任侠者中的反叛者进行了严厉镇压，许多武侠因谋反而被杀。
隋末政治昏暗，反叛的烽火遍布全国。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事， 并最终荡平各路势力，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李氏父子当初打天下时，刻意 结交英雄豪杰，只要那人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便以礼相待，予以重用。特别是李世民，为人有平原、孟尝之风，他折节下士，热衷于养客，群盗大侠没有谁不愿意效死力的，其中著名的侠者有刘弘基、长孙顺德、丘和等人。
唐王朝建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的辉煌时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整个社会充满着昂扬向上的精神。一般来说，侠客大多出现在社会动荡时期，在一个政局比较稳定的时代侠客的活动空间是很有限的。但在大唐王朝近300年的历史上，任侠者风起云涌，社会上普遍弥漫着一股尚武任侠的风气，两汉以后侠风渐衰的局面得以改观，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任侠的高氵朝。
从宏观来看，唐代侠风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唐人是由多民族混血而生成的，大有胡气，充溢着北方民族豪侠刚健的气概。自魏晋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迁徙，把好勇尚武的社会风习带人了文明礼仪之邦，导致传统的封建秩序相对松弛。剽悍的北方游牧习气使中原民风亦沾染了浓厚的“胡风”，为唐代侠风的盛行奠定了文化基础。就时代精神而言，唐代国力强盛，整个社会充溢着昂扬奋发、蓬勃向上的民族意识，英雄主义的社会思潮空前高涨。一言不合、拔剑而起的游侠尚武精神与此种时代气质相契合，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孜孜以求的理想风范。
唐代商贸经济和城市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市民文化更加发达，也是当时侠风盛 行的重要原因。在唐代，市民阶层及其组织起着贯通上层社会和下层杜会 的重要作用，促使侠在大众社会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一些上流社会 和下层社会的人士也加入其中，丰富了唐代民间侠的内涵，扩展了他们的 活动空间。多数侠客“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喑呜则弯弓，睚眦则挺剑”，保持了先秦游侠的良好风范。唐宪宗时的胡证是个膂力过人的民间侠客，当时的名臣裴度有一次微服私访，在酒楼里喝酒时，被一群流氓围困。胡证赶到酒楼，连饮三大杯，吓得流氓大惊失色。然后，胡证把铁灯架横放在膝上，对那些流氓说：“我们轮流喝酒，谁不喝干我就用这东西揍他。”接着他再饮数升，将酒杯挨个传给那些恶少，恶少中有没喝干酒的，胡证要用铁灯架打他们，恶少们吓得跪地求饶，被胡证赶出酒楼。京城长安的民间侠客还曾经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帮助官兵击退了吐蕃军队。民间侠客不仅在男性中有，女性中也曾出现著名的侠客，她们的事迹同样动人心魄、感天动地。谢小娥为了替被强盗杀死的丈夫报仇，女扮男装，历经艰险，最后杀死和降服了数十名强盗。她和聂隐娘、红线女并称为唐代三大侠女。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整个社会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在社会陷入混乱不安的时候，人们崇尚气力，渴盼公正，这就为传统的仗剑远游、行侠仗义、轻财重施、闯荡江湖的游侠之风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一些刚烈之士应时而出，以正义之剑铲除人间的不平，诞生了大批侠客。另外，各地方藩镇为了保存自我，侵权夺利，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们蓄养侠士刺客，行刺利益上的敌手，此种风气也有利于任侠潮流的兴起。
公元702年，武则天开始推行武举制，许多贵族子弟投身武艺训练，争相任侠。武考的内容有射箭、马枪、负重、骑马等。武举制度的实行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尚武任侠风俗的形成。同时，侠客的大量出现与唐人喜尚杂技武术密切相关。在唐代，杂技盛行于民间，不少杂技演员精通武术，在唐传奇武侠小说中多有所见。皇甫氏所撰《原化记》中《嘉兴绳技》述唐玄宗开元年间，嘉兴一囚犯在选拔杂技人才的比赛中表演绳技，一团绳，计有百余尺，“置诸地，将一头手掷空中，劲如笔。仍抛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牵之。众大惊异，后乃抛高二十余丈，仰空不见端绪。此人随绳手寻，身足离地，抛绳虚空，其势如鸟，旁飞远扬，望空而去。”这个囚犯就是凭着绝妙的轻功和绳技得以脱出牢笼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盗侠”篇中提到的兰陵里老人，也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江湖异人。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