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大规模的打击和镇压。汉景帝刘启实施了对豪侠的第一次大规模打击，他采用了派遣得力官吏直取豪侠活动中心进行剿杀的方法。《史记·游侠列传》和《史记·酷吏列传》都记叙了这次行动的原因和具体过程。酷吏周阳由“最为暴酷骄恣”，汉景帝重用他镇压豪侠，让他到豪侠最活跃的地方频繁出兵镇压。汉景帝还重用酷吏宁成，任命他为中尉，负责京城的治安。宁成捕杀了大量豪侠，使得“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长安的治安状况得到好转。但是从总体上看，汉景帝的镇压并未治本。汉武帝的做法较之汉景帝更进一步，他采取了迁徒豪强、实施“告缗令”、“以侠治侠”等三项主要措施。其中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下诏“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地方豪侠迁徙，使得地方豪侠割断了与地方的联系，被中央政府所控制。著名的关东大侠郭解就在这次迁徙中元气大伤。此后，汉武帝又进行过一次豪侠的迁徙，进一步打击了地方豪侠的势力。公元前114年，汉武帝还颁布“告缗令”，命令豪侠的税费按其占有田地及使用奴婢数量的多少来征收，并全部以钱数计算，试图“用锄筑豪强兼并富商大贾之家”，最终达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豪侠的目的。汉武帝还利用曾为豪侠的官吏去镇压豪侠，王温舒自身就是杀人的豪侠，汉武帝利用他镇压豪侠，他又从自己当年的随从中挑选部分“豪敢”之士参与镇压豪侠的活动。在汉昭帝、汉宣帝继续镇压豪侠的基础上，汉成帝又开始了第三次对豪侠的大规模打击。汉成帝首先集中力量镇压京师的豪侠，普遍运用“以侠治侠”的方式，他还重点打击一般的豪侠，拉拢势力巨大的豪侠。这些打击豪侠的方法在东汉王朝也没有被统治者放弃。
任侠之风经过上述打击后，日趋衰微。至汉末三国时期，侠风才有了短暂的复兴，除了在民间一直有继承古游侠的“侠义”活动之外，更显著的是上流社会的人物纷纷弃文就武，循两汉豪侠之遗习，豪暴凌弱，而且因社会处于大动乱中，豪侠的政治野心加强。如袁绍、曹操等人“少而好侠，轻财重气”，“拓召豪猾，时有急难相投者，多能容匿之”，以此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武装实力。这类豪侠，大多是开始以豪侠之名闻名当世，拔起风尘之中，然后位居王侯之尊，将任侠行义作为获得显贵地位的跳板和工具。而民间侠士中除了那批继承了古代侠义传统的人，也发生了分流。一部分人凭一身武艺与勇力通过军功进入上层社会，如典韦、许褚等，另一部分则啸聚山林，过起绿林生活，这成为后世武侠得以繁衍和生存的最重要的土壤之一。
汉代五大侠客
西汉第一侠——郭解
西汉时在民间涌现了所谓的闾巷布衣之侠。此种形态的侠客与先秦卿相之侠及汉代的官侠相较，一般地位卑微，少有家产。他们所遵奉的侠义观念是拯救人间之困厄，常急人之所难，全力赈贫。他们大多不太参与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只是把行侠当作自己的事业来看待。
这种侠客完全符合司马迁“游侠”的标准，他们助人为乐，公平正直，重友谊，讲信义，不图报答，甚至不惜做出“不轨于正义”的行为。西汉时期的朱家、郭解、剧孟就是布衣之侠的代表人物。
在这类侠士中，尤其以郭解最具代表性，后人乃至称其为西汉第一侠。郭解行侠的性质其实比较复杂，一方面，他早年横行州域，杀生劫掠，铸钱掘墓，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他又乐于助人，厚施薄望，振人之命，以德报怨，谦恭退让。远近之人，无贤与不肖，无不景仰，既敬其义，且重其行，乐于为用。据《史记·游侠列传》载：“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郭解客舍养之”。更有甚者，乃暗中为郭解报仇，鸣不平，却又情愿不被郭解知晓。最后，一门客为郭解杀儒生，使郭解死于公孙弘刀下，实在是始料末及的事。
司马迁感叹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无闻。自汉兴以来，名闻于世者有朱家、田仲、主公、剧孟、郭解之徒。而郭解无疑是“布衣之侠”中的典型人物，司马迁于《史记·游侠列传》中以二分之一强的篇幅记载了他的事迹，并情不自禁地赞美包括郭解在内的布衣侠士，称赞他们“虽时扦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这些侠客与那些“朋党宗强比周（形成党派彼此勾结的强宗豪族），设财役贫（利用钱财来驱遣贫穷之人），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放纵私欲，满足自己）”的轻侠之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