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侯治丧楼君卿”。成都侯商为了拜见楼护，甚至不顾将军的尊贵身份，亲往楼护家拜会。由此可见当时权贵与豪侠关系之密切。
与战国相比，此时的养士已经失却了追求大义的宗旨，而明显具有为个人野心服务的目的。战国养士，文人和武士比例相当，而汉代养士，则以粗豪之士为主。汉成帝外戚王氏五侯满门的宾客都是由豪侠楼护为首领统率的。汉成帝时将军灌夫门下“食客日数十百人”，而“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战国时期养士的贵族本身并非游侠，而汉初的权贵们有的自身也以任侠为荣。灌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汉书·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载，灌氏“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百万，食客日数十百人。波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颖川。”
在这一时期，侠客群体内部也发生了裂变：一部分人继承了战国游侠的性格特征，行侠仗义，施恩不图报；而另一部分则开始“结党连群”，并与官府、大臣、公侯权贵结交，长期凝滞于某个地方，遂成地方豪强，已非昔日游侠，成为地方豪强化的豪侠。
司马迁已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他将汉代侠客区分为“匹夫之侠”、“闾巷之侠”和．“乡曲之侠”，指出他们虽都源于“古布衣之侠”，但本质已趋向各异。“匹夫之侠”、“闾巷之侠”有战国游侠之遗风，“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可谓“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如汉初大侠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司马迁显然持赞赏态度，认为他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而“乡曲之侠”则被司马迁指责为“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他们“结私交”、“作威福”、“以立强于世”，带有鲜明的政治品格，有的以公犯法，蜕变为“轻侠”，丧失了古游侠的根本精神。
尤其自东汉以后，够得上先秦 游侠标准的愈来愈稀少，许多侠不过是具备侠义的某种特征，并借着侠名 进入政界。《三国志·魏书》卷十八《阎温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勇侠 传》，即记有施爱尚义、济危扶困、轻财重士、有游侠之风的孙宾硕、祝 公道、杨阿若、鲍出等人。可仔细推究只有鲍出尚存古游侠神韵。啖人贼 数十人略其母，弟兄恐怖，不敢追逐。唯“鲍出攘臂结衽独追之，连杀数 贼”，不但救出了自己的母亲，而且还救出了邻居的老妪。乡里欲荐州郡 辟召，鲍出以“田民不堪冠带”为由拒绝，与母隐居山中。其余如孙宾硕 趋人之难，冒死救助遭宦官迫害而逃亡的赵歧，“宾硕亦从此显名于东国， 仕至豫州刺史”，与古游侠羞伐其德、不讲功利的精神截然不同。杨阿若 追讨豪族黄昂，更像是豪强之间的仇杀。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载渊， 曾经在江淮间攻掠商族。陆机见其“神姿峰颍”，而劝其归正，渊感悟， 后官至征西将军。载渊先盗侠而后为官，仍是沿袭了汉代豪侠的发展 路线。
很显然，自东汉以后，先秦时代那种游侠风神已经褪色，游侠与豪侠 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侠者凭借武功和勇力向军界流动，甚或因宗族血 缘关系和仿血缘关系，以结拜形式而聚集起来的，形成具有军事组织形式 的豪侠帮派，为军事政治集团割据自立、争霸天下效命。如陈寿《三国 志》中所载，祸乱汉室的董卓，“以健侠知名”；吴国第一任君主孙权“好 侠养士”；一代枭雄曹操“少而任侠放荡”；中山靖王之后刘备也“好结交豪侠”。等而下之的关羽、张飞、甘宁、典韦、许褚等等，无不是侠出身和好侠的。政治代表人物招揽侠客，就会有强烈的政治品性，侠客之义也以政治集团的利益为坐标，决定善恶是非的选择。昔日古游侠乃至乡曲豪侠之风，早就走味变样，为建功立业的志向所取代，人们很难用古侠的标尺界定其时侠的界限。
汉代侠者的活动范围大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长安和洛阳，正如《汉书·游侠传》所说：“街间各有豪侠。”如郭解、剧孟主要生活在洛阳，朱安世在长安活动。之所以如此，一是据此可获得足够的生活来源；二是便于结识豪强，收纳游闲；三是用以交通官吏，以为援手。这些侠客在城市中有的有自己的职业，有的整天游荡无度。在城市中的各种闲杂人等或者成为侠客的帮手，或者与侠客对立使侠客获得表现的机会。侠客们大多规守自己的活动范围，一般互不侵犯。他们通常以一著名的侠魁为中心，以一群浮手游闲组成的门客为辅，形成集团，各有势力范围，彼此之间似有互不相犯的成约。有时还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同族相保，如“北道姚氏”、“西道诸杜”等即如此。总之，这与战国时期侠客大多分散的状况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战国时期的侠客被称为“游侠”；而西汉时期的侠客不仅活动区域相对固定，而且势力也因为集团性活动而大大超过战国游侠。
侠客自身品质的变化与豪强化、集团化导致了这一群体的衰落。西汉皇族曾对豪侠进行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