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侠风的传承与变异
秦、汉易代之际，承春秋战国以来纷乱之余绪，加上短暂秦王朝的暴亡，各种政治势力混乱纷争，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丝毫不见减弱。自此，中国步人了侠客的黄金时代，一时侠风盛行，市井细民好义尚侠，贵族士大夫亦崇尚侠风。 早在秦时，韩国贵族张良居下邳的时候，结交游侠之辈，窝藏过命案在身的项伯。秦统一天下之后，张良倾家荡产，仗义疏财，广结天下侠士，图谋刺杀秦始皇，以兴复业已灭亡的韩国。后来，张良结识一力大无穷的侠客，以大铁椎在博浪沙狙击巡游的始皇。
出身草莽的汉高祖刘邦，经过激烈的争战，终于颠覆了短命的秦王朝而成为统治者。刘邦于马上夺取天下，素来喜武轻文，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是“市井流氓”，更对豪侠之士青眼有加。他的功臣大多起于社会底层，不少人具有侠客气派，在《史记》中多有记载。《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是位有侠风的谋臣； 《黥布列传》记载英布曾“亡之江中为群盗”；又据《季布·栾布列传》云，季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班固《汉书·叙传第七十下》说：“（韩）信惟饿隶，（英）布实黥徒，（彭）越迹狗盗，（吴）芮尹江湖，云起龙襄，化为侯王。”指明他们均来自下层社会的任侠者。上者好之，下必为甚，连投靠刘邦的儒生孙叔通，为了投刘邦所好，在刘邦面前不穿儒服，且“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迸之”。汉代上层社会任侠之风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民间侠客的势力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汉书，游侠传》载，此时侠客众多，自大侠郭解之后，出现了“侠者极众，而无足数者”的局面。在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长安更为兴盛，“街间各有豪侠”。
与前代比较，有汉一代，为侠者的身份十分复杂，有朱家、郭解和剧孟、原涉这样的布衣间巷之侠；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暴豪之侠；有如陈遵、楼护、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亦官亦侠、兼两者于一身的卿相之侠。总之，从汉初至西汉武帝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侠客的黄金时代。
汉代游侠的遗然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汉初之时，法禁松弛，为游侠的活动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环境。正如班固《汉书·游侠传》所言：“及至汉兴，禁网疏阔”，统治者对侠客群体的宽松政策促进了游侠之风的盛行。其次，与在上位者的好侠尚武的风习相关。汉初的皇帝、将相大多出身布衣，性格上桀骜不驯，重武轻文，颇具侠客风度。尤其是刘邦，可谓开汉代侠风之先。刘邦重用楚亡将季布和栾布，是因为“二布”乃豪侠之士；诛杀对刘邦有救命之恩的楚将丁公，是因为丁公非侠义之人。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云：“汉祖仗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毫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正因为统治者自身对侠风的爱好以及其任侠的性格，形成法令宽松，崇武抑文的文化环境，导致轻死重气、令由私出的侠风的产生。最后，汉代养士风气的再度盛行也是汉代侠风兴盛的重要原因。
就汉代侠客的活动特征而言，与先秦相较既有相同之处，又出现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异现象。如前所述，汉代侠风的流行得益于养士风气的再度勃兴，尤其以汉初年间为盛。时承战国养士之风，以吴王刘濞（刘邦侄子）、淮南王刘安（汉高祖孙）、衡山王刘赐（刘安弟）、梁孝王刘武（汉景帝弟）最为著名。刘濞、刘安聚养的宾客多达几千，刘武招延四方豪杰，刘赐心结宾客，淮南王刘安更是优待境内有少女的民家，让他们准备将自己的女儿下嫁自己招徕的侠客，乃至造成淮南“女多而男少”的状况。汉文帝刘恒在还没有当上皇帝时曾经专门建造“思贤苑”，用以招集天下豪杰，苑中的布置十分奢侈和豪华。
从西汉养士的情况看，刘氏贵族的养士并不是个别现象。其他贵族，甚至一些地方官也热衷于养士。这种养士之风也促使贵族内部产生了不少任侠之人，此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东汉。不难看出，任侠之风已经从一般的“士”波及到养士的贵族本身，它不但扩展了侠的范围，也间接为侠的发展提供了良性机制，因为一些贵族也试图通过自身的侠名扬名于世。
进一步来看，西汉养士风气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情势下一些重要人物政治野心、虚荣心理、夸饰虚骄的综合社会心态的产物。随着侠客在社会上的影响加大，当政的权贵们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热衷于交接著名豪侠，或者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或者谋求政治权势。《汉书·游侠传》载，汉初大侠剧孟，“以任侠显诸侯”。汉景帝时，吴楚等七王叛乱，条侯周亚夫被汉景帝任命为太尉率兵平叛。他“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日：‘吴、楚举大事而不求盂，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剧孟的地位已足以影响当时的政治局势，“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得一敌国云”，无怪乎周亚夫在得到剧孟的支持后要大喜过望了。另一侠客楼护深得王莽家族五侯的青睐，当其母亲病故，送葬人乘坐的车辆达二三千，市井间于是传出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