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聂政事迹中包含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忠孝节义的观念。家有老母在，即使严仲子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还是把孝放在第一位，中国人对此非常讲究，所以聂政在这一点上自然深得人心。此后，聂政从严仲子口中得知侠累主张三家分晋、亲秦等恶行，这自然激发了富有正义感的聂政的义愤。他之所以义无反顾只身刺杀侠累，是因为抱定了以身许天下的决心，而不仅仅是报严氏知遇之恩这么简单。这个“义”的层次显然高于一般的侠士和刺客的精神。
最后，聂政自杀之前不顾剧痛自毁容貌，为的是不牵连自己的姐姐，而聂为了使弟弟的名声得以传扬，不惜以身殉弟，自杀于兄弟身旁，这种义举又是何等的豪气壮烈！以致晋、齐、卫等国的人们听说后，都大为赞叹聂之勇敢。聂政的英名之所以能传至后世，正是因为他姐姐不惜生命去传扬他的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聂堪称侠女。聂政与聂的侠义壮举，除了那种除暴和战胜邪恶，“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力量外，更深的恐怕还是这种浸透“孝悌”观念的“义”的精神。这也许就是聂政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的原因吧。
战国“四豪”与游侠之风
在春秋战国时代，侠客的形态有很多种，按照郑春元在《侠客史》中的看法，当时的侠客分为外交之侠、刺客之侠、卿相之侠、诸子之侠、民间报国之侠、民间隐侠等。这种分类尽管稍显繁细，但基本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期侠客的群体特征。事实上，比较接近历史本原的侠客划分还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的说法，司马迁将当时的游侠作了如下区分：“布衣间巷之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所谓“有土卿相之富”，指的是卿相之侠。他们一般声名显赫，身份高贵，或是诸侯亲属，或为王公大臣，他们凭借自己的地位、名声、财富与礼贤下士的态度来招致天下侠士。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等四君子，他们门下的食客超过千人以上。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围数千里的游士“争往归之”，“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其他三位公子，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也大致相同。战国四公子的大量养士，还使得游侠有了集结的场所。秦围邯郸，赵王派平原君突围去楚国求救，临行时，平原君挑选“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同行。后解围时，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说明平原君的门下聚结了不少侠土。信陵君曾“从博徒卖浆者游”，而孟尝君门下有“鸡鸣狗盗之徒”，形成了《韩非子.五蠢》中指出的“养士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四公子“养士”所遵循的原则促进了当时侠客群体的产生和我国侠文化的发展。首先是“知人得士”。战国时代的游士对于养士的权贵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们能给予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而且要求权贵们能懂得人才，善于使用和尊重人才。信陵君在魏国偷盗兵符解了赵国邯郸之围后，便留在了赵国。他听说赵国有两个出色的人才：一为毛公，藏身于赌徒之中；一为薛公，埋名于酒肆之内。信陵君几次想见他们，两人都躲了起来，不肯相见。信陵君打听到他们的存身之处，就悄悄地走到那儿与两人交游，相处十分融洽。平原君听说后对妻子说：“我听说你弟弟信陵君天下无双。现在看来只是个糊涂虫，只知道和赌徒、卖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平原君的议论，感叹道：“平原君的养士原来只是贵公子的豪举，并不是真正为了寻找人才。”平原君连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门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门下。在游士们看来，权贵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错误。
其次是“不分贵贱，一与人等”的原则。也就是说，门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的，与身份的贵贱无关；而作为养士的权贵者须“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贵骄士”。信陵君为了结交身为看门者的隐士侯赢，居然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请他上车迎到家中。这样一种风气，使得多数埋名隐姓于民间的侠客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在门客中，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圈。这显然与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以及战国时代“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所唤醒的游士个人意识的自觉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人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鼓励和尊重。因此，身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对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数次邀请不予理采；作为平民，荆轲可以因为燕太子丹催促他启程赴秦而大发雷霆，甚至当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战国的游侠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存在并发展起来的，人格的自尊显得特别强烈和敏感。
最后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战国的游士绝无忠于一国一姓的狭隘观念，他们有很大的选择权，可以流动到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地方去。即如“四公子”这样的权贵，在各方面，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