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子的弟子中也有不少侠义之士。《吕氏春秋·上德》中记载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墨者巨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交情很好。当时楚国经济落后，国力衰弱。楚悼王就任命吴起为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宰相），进行变法，打击楚国旧贵族的势力。悼王死后，宗室大臣群起围攻吴起。吴起逃到悼王的尸体旁边，宗室人臣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悼王子肃王即位后，把向王尸射箭的人予以族诛。阳城君也因参与此事而逃亡在外，封地也将要被肃王收回。此前阳城君曾委托孟胜替他守住封国，并且毁璜（玉佩）为符，自留一半，将另一半交给孟胜，跟他约定说：“等到这璜的两半合在一起时，你才可以从封国走开不管”。当肃王收缴封国的军队来到城下，孟胜对弟子说：“我受人委托留守封国，有璜为符。现在符不能合上，就只有坚守；可是我们人又太少，看来只能以死来信守前约了”。弟子徐弱劝谏孟胜说：“假如我们死了对于阳城君有好处，是可以的；现在看来并无好处，还将使我们墨者断绝于世”。孟胜说：“不对，我们对于阳城君来说，如果不是老师就是朋友，如果不是朋友就是臣下。现在倘若不以死来信守前约，那么从今以后，人们无论是寻求严师、贤友还是良臣，就都不愿意接近墨者了。我准备把巨子的位置留给宋国的田襄子，就不怕墨者断绝了。”徐弱听了，说：“就照您说的办，我请求先死来为您开道。”于是率先战死。孟胜先派人去宋国田襄子那里传达要他继任墨者巨子的指令，然后慷慨从容地战死于城头，弟子从死有一百八十三人。
总之，在先秦诸家中，与侠最为接近的是墨家。墨子和他的门徒，急人之难，舍生取义，“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周游列国，排难解纷，信守承诺，轻疏财货，种种行为，无不带有相当浓郁的行侠仗义的色彩。同时，墨子的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主要内容的“义”的思想，以它特有的平民性而为后世的侠士们所接受，并在行侠仗义的过程中宏扬光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人尊墨子为“任侠之祖”。
春秋战国“四大刺侠”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统治集团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明争暗斗，它为刺侠们提供了展现身手的舞台。刺侠是一批生活在民间、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勇力、武艺超人的武士。他们与某些权贵倾心相交，为报知遇之恩而出生人死，虽殒身而不恤。在诸多的刺侠中，豫让、专诸、荆轲、聂政被后人号称春秋战国“四大刺侠”，他们“豪侠义气为人死，披肝沥胆报恩仇”，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刺侠一般是指那些为了某种目的，冒险犯难，甚至牺牲生命，凭自身武技刺杀仇敌的武林人物。刺客与刺侠有所区别。刺客一般缺乏是非感，只是按照雇主的意愿行事，事实上是为别人所利用的工具；而刺侠一般是出于正义而行刺。虽然刺客并不就是侠客，但刺客中不少人可以成为侠客。只要这种刺杀行为是正义的，铲除邪恶，以暴抗暴，那就是行侠。荆轲、聂政、豫让等人之所以称得上“侠”字，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义不畏死，舍身取义。这里的“义”就是早期游侠所秉承的共同的信念：士为知己者死。这种信念成为后来侠义精神的一个核心元素，也可以说整个侠义传统与后世武侠所遵奉的一切原则，都是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春秋战国“四大刺侠”的历史地位也就显得非同一般了。
士为知己者死——豫让行刺赵襄子
豫让生活在春秋末期，为了给宿主复仇，他做了刺客，演绎了一段千古流传的“义刺”故事。关于他的事迹，《吕氏春秋》、《战国策》、《史记》等著作中都有记载。豫让，生卒年不详，晋国人。先事范氏、中行氏。后为智伯家臣，颇受尊宠。豫让为报智氏的知遇之恩，忠心事主，义薄云天，智氏被杀后，他毁容变声，行刺智伯的仇家赵襄子，虽然没有成功，但名重一时，他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行为准则，成为后世的道德规范之一。在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中，写的刺客很多，但他们去行刺，都有不同的理由。然而，只有豫让，行刺的理由最为纯粹，最富理想色彩，最有“国士”气度。在他眼里，只要是为了“知己”的利益，他会将“义”字高高托举在一切准则之上，并以生命作为殉葬。我国当代史学界和文学界的泰斗郭沫若先生曾对豫让作出这样的评价：“在昔有豫让，他是义侠儿”，豫让为后世游侠死士树立了一个仿效的榜样。
据载，豫让当初曾经在晋国的大夫范氏和中行氏手下做事，却没有什么名声。他便辞去，转而投到当时为晋国六卿之一的智伯门下，得到了智伯的宠信。后来智伯攻伐晋国另一个大夫赵襄子，赵襄子与韩康子、魏桓子合谋消灭了智伯，瓜分了他的封地。赵襄子为了解恨，把智伯的头骨涂上油漆，作为饮酒的器具。但是智氏的宠臣豫让侥幸挑脱．只身藏匿于深山。在深山里，豫让仰天长叹，…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知我、信我，我一定要给他报仇血恨。这样，即便是死了，做鬼也无所惭愧。”于是，他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