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国家兴旺发达，哪一样不需要“赖力”？哪一样不需要“强”用力？王公大人听狱治政，“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卿大夫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强必负，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农夫耕稼树艺，妇人纺绩纫染，“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这里，墨子不仅把“赖力”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还把它看成是人们生存得好坏的先决条件。个人的饥饱、寒暖、荣辱、贵贱以至整个社会的治乱安危，都取决于生活中每一个人力量的大小和用力的强弱，而绝不系于个人和社会自身之外的抽象天命。这种赖力而生的思想不仅犹如生命的强力素，驱逐了人们处世态度中的惰性，刺激着人们弃下就高的进取活力，而且它至少还含蕴着下面的意思：假若有人欺骗了你，损害你的利益，那么，你就可以（而且应该）向他奋起反抗和复仇。原因无它，“赖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后世许多不惜舍命复仇的侠士侠女，无论是郭解的“发于睚眦”，原涉的“睚眦于尘中”，抑或是谢小娥的大报杀父杀夫之仇，头脑中活跃着的便是这种“赖力”复仇、睚眦必报的思想意识。尽管这样的复仇于旁人未必直接有利，但一般说来这种复仇往往是受到侮辱损害的弱者向专一欺负弱者的强暴者复仇，客观上也就对其他弱者有利，因此也差可算作“义”举。
2．“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士为知已者死”的报恩心理。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恩义观念。《诗经·大雅》说：“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爱人者必见爱也”。既然受人侮辱损害时可以复仇，那么受人恩惠时就当报恩，这原是人之常情。所以人常讲：“你对我仁，我对你义”，“知恩必报”，“滴水之恩，亦当涌泉相报”。“投桃报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倘若受到人家的知遇之恩呢？那就只能“士为知己者死”了。“投桃报李”可谓与“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非常接近，成为后世“士为知己者死”的心理基础。
3．“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生信条。
墨子讲“兼爱”，原本就没有停留在居高临下的“乐善好施”的层次上，而是强调“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一切善事、给予都应该像自己的利益一样去维护它，完成它。这种思想后来演化成了侠士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生信条。
4．“杀己以存天下”——“重义轻生”的崇高气节。
墨子不仅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用自己的力量和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去救人之危，而且着重倡导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先万民之身，然后其身”，必要时还应不顾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以求有利于他人，“杀己以存天下”。墨子即把这种赴汤蹈火、解民倒悬、无私无畏而又慷慨从容的牺牲精神称之为“任”。他进一步解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种“损己益人”乃至“杀己以存天下”的牺牲精神，无疑对侠士“重义轻生”的崇高气节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5．“言不信者行不果”——“言必信，行必果”的道德风范。
《墨子·修身》日：“言不信者行不果。”这实际是在肯定行为必须果断的前提下强调说话应该讲信用。因此，墨子反对“务言而缓行”，即反对那种热衷于空谈许诺而行动迟缓的作风，要求言论与行动的高度统一。这种“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作风在后世侠士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地发扬光大。
墨子以及他的跟随者不仅提出了富有侠义内涵的学术主张，更可贵的是能“重实践舍命行道，利天下侠气纵横”，舍命行道是墨子及其学派的一贯行为作风，具有浓厚的侠义色彩。
在墨子时代，道义式微，人心浮动，人们口头上说得漂亮，但真正行“义”的人却不多。墨子从不因为“行义”的人少就停止自己的侠义行为。《墨子·贵义》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墨子从鲁国去齐“布道”，探望了一位老朋友。朋友对他说：“现在天下没有谁在行义，你偏偏自己受苦去行义，还是停下来吧。”墨子回答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人，他的十个儿子中只有一个耕种，九个闲着，那么从事耕种的儿子就不能不加紧干活了。什么缘故呢？就是吃饭的人多而耕种的人少啊。现在天下没有谁行义，那么你该鼓励我，为什么阻止我呢？”就这样，墨子非但不曾停止自己的义行，反而更加勤勉，不辞劳苦地周游于列国之间，“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齐国准备攻打鲁国，墨子到齐国对其将领项子牛说：“攻打鲁国，是齐国的大错”，并举吴王夫差和智伯瑶以强凌弱而终于导致国家灭亡、自身被杀的历史事实为例，证明“大国进攻小国，是互相残害，最后也必定会使本国受害”。墨子又去见齐大王，对他说：“现在这里有一把刀，用它试着砍人头，一下子就砍断了，可算是锋利吗？”大王答道： “当然锋利”。”墨子又说：“多次试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