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忍甘枯槁老荒邱”。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乱世中的人们祈求侠客主持公道的愿望更加强烈，越是纲常废弛，秩序混乱，侠客的活动空间便越大，他们的存在价值也越大。乱世是催生侠客的社会土壤。中国侠客正是诞生于春秋战国更替之际这样一个乱世之中，其间涌现出许多光彩照人，名垂青史的侠客义士。
周王朝在西周以前的统治相当稳固，然而自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之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王室势力一步步衰弱，森严的君臣上下等级名分遭到了破坏。王室衰微，政归诸侯，地方政权及政治上豪强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剧膨胀。在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初年，已经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
春秋初年，诸侯国有140多个，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其强弱大小各有不同。势力较强的大国诸侯以“遵王攘夷”为招牌，相互间展开了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于是，大国争霸，小国图存，在一片混乱之中，周王朝的井田制也随之破坏，到春秋中后期已趋于瓦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况已不复存在。随着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以前被牢牢束缚在井田里的奴隶，获得了自由，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或商人。有一些则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隐民”或“私属徒”。于是一个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平民阶级逐渐形成了。
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诸侯争霸更加严重。此时周天子之位已形同虚设，一方面是齐、楚、燕、秦、赵、韩、魏等七个大国之间竞相争霸称雄，外交斗争，军事争夺，连横合纵，一片混乱。另一方面，各国为了图强求存，或积极或被动地进行变法革新。变法的结果是奴隶制的崩坏与封建社会制度的逐步确立。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就是一个“乱”与“变”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韩非子所说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条件。乱法犯禁，实在是因为“法”可“乱”而“禁”可“犯”，这样看来，乱世之中侠客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 风的兴起与炽盛，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 促进了侠的发展。目前，不少学者认为侠客来源亍 “士”。“士”大约于春秋、战国之交时从平民分化出 来。在“士”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士的成分 很杂，有学士、策士、术士、侠士等，品流虽杂，但 都为时主所重。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型，“士”这一先 秦时期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与蜕变， 一部分士人专门从文，致力于恢复夏商周三代的礼乐 文化传统，他们社会活动的目标是要进入上层社会参 政，这便是最早的“儒士”。另一部分士人则仍保持 着尚武传统，演变成为侠士。
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天下诸侯以力相争，竞 招英雄，以之辅佐自己成就大业。当时可以说是一 个“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时代。“士”对于各诸 侯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养士可以大量集中人才， 既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 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故此上层权贵们竞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形成“士无常 君，国无定臣”的局面。历史上以养士著称于世的 是战国“四公子”——齐国的盂尝君田文，魏国的 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和楚国春申君黄 歇。据《史记》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 3000人。下层社会的侠士们会集于四公子的门下， 形成了《韩非子·五蠢》中指出的“养士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四公子”门下的食客大抵可分为三类：一类为文人谋士；一类为勇而轻身的武士，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有一技之长的“鸡鸣狗盗”之徒，以及滥竽充数之辈。这些食客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养士者的政治事业，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贵族公子所养的食客中，各种人才都有，大多能对他们的主人有所裨益，哪怕是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能逃秦昭公之难，便是借了两个鸡鸣狗盗之“侠”的力。正由于侠客的重要性，在《史记》四公子的列传中，侠客的活动记录均占据了不少篇幅。如《史记·孟尝君列传》的后半部是弹剑而歌的“客”冯谖的生动记载，可以说没有冯谖就没有孟尝君。《平原君列传》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记录按剑叱楚王的“客”毛遂的行动。同 样，《信陵君列传》中被信陵君发 现的魏之隐者侯赢，侯赢的朋友屠 夫朱亥，还有出入于博徒之间的处 士毛公以及跻身于卖浆者流中的薛 公，没有他们，可以说信陵君什么 也做不成。这些人，不管是被称作 “客”还是“士”，他们均是活跃在 当时社会大舞台上的一个阶层。其 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的就是“侠 客”，虽然正史上很少记载他们。 在刺客荆轲的周围，我们同样看到 了许多豪侠之士的身影时隐时现， 如与荆轲论剑的盖聂，同他博弈的 鲁句践等。为了激励荆轲，田光自 刎而死；为使荆轲达到目的，樊于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