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隋代，国祚虽短，但也不乏侠者存在，特别是隋朝的开国功臣中有不少人是侠客。由北周人隋的梁士彦自小任侠，因军功屡次获得升迁，后来密谋造反，被人告发而遭处死。元谐“家代贵盛”、“性豪侠有气调”，少年时与杨坚一同求学，后来成为隋朝开国功臣。虞庆则世代为北方豪杰，胆气过人，在当地侠客中声名赫赫。总之，隋朝开国武将中，出身武侠者很多。隋朝统治者对任侠者中的反叛者进行了严厉镇压，许多武侠因谋反而被杀，但任侠之风在隋亡后依然不衰。
隋朝末年，义军风起云涌，大唐开国君主李渊在打天下时便喜交接侠客，李渊的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很早也网罗天下侠士，量才录用，深得天下侠士之心。尤其是李世民聚结豪杰众多，笼络人心也很成功。《新唐书·太宗纪》记载：“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长孙顺德、刘弘基等皆因事亡命，匿之。又与晋阳令刘文静尤善。”可以看出，李世民确实为纠集豪杰花费了巨大心血。唐代开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君主都崇尚武艺、倡导积极的生活方式，为侠客的生存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唐代的侠风出现了新的内容，不仅有公孙武达、段志玄、盛彦师这样武将之侠，一些文人墨客也具有侠客的风范，这是唐代的一大突出社会文化现象。如著名诗人李白热爱剑术，十五岁时曾因路见不平而杀死数人，后来混迹江湖，与不少侠客有往来。他十分钦佩侠客们“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行为风范，年老时依然保持了一股放荡不羁的侠风逸迹。唐代的其他诗人陈子昂、王翰、王之涣、韦应物也是喜好任侠之人。这些喜好任侠的文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当时的任侠之事。李白就曾经写就了讴歌战国时期赵魏游侠的著名诗篇《侠客行》，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如“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等诗篇脍炙人口，无不富有阳刚豪勇之气。著名诗人王维写的《少年行》，描绘了富家少年骑马游侠、结伙纵饮的情形。诗中写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总之，唐代是一个尚侠的朝代，人无分贵贱、文武，争相以任侠为荣。
隋唐以后，大兴科举，尊文弃武的趋势开始形成。至宋代，文人地位上升，武人地位下降，与朝廷积贫积弱相对应，社会尚武的风气日渐式微，侠风衰竭，行侠者数量明显减少。
宋代开国之初，受赵匡胤本人侠性的影响，尚有不少任侠尚气之人。如宋初的武将便大多出身豪侠，以任侠为事。不烦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出现了为国为民惩奸除恶的侠客，侠的观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据《续通鉴》载，南宋时行刺大奸臣秦桧的义士施全在行刺失败、被官兵捉住时，声明自己是抱着为天下除害除恶的目的而来的，他说：“现在全国都与金国为仇，唯独只有你准备投靠金人，因此我要杀你！”施全之所以行刺秦桧，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为报私仇，而是激于国家大义，为平公愤行侠。另，钦宗朝的王伦喜侠行，家贫无以自养，往来京、洛之间，屡屡犯法。年过四十，依旧整天与市井无赖子游荡汴梁。一天，钦宗因金兵南侵，逃至宣德门，都城里的人恨朝廷软弱无能，群集围困起哄。王伦见此，自告奋勇出来，率领一班恶少，安抚众人。后来又出使金国，不屈而死。王伦所为，不愧忠烈义勇之士。此外，自宋代始，侠客的活动方式与生存空间又有新的变化，一些勇于反抗政府暴政的侠客难为正常社会秩序所容纳，被迫走人绿林，到封建统治势力控制薄弱的山野湖泽去发展，组成秘密社会群体，形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反抗官府的侠客运动。小说《水浒传》所描绘的梁山好汉聚义起事便是这一历史现象的艺术表现。
元代虽然是异族统治的时代，但对侠的压制并没有所松动，因此元代侠的数量不多。据《元史》记载，仗义行侠之辈有张柔、史天倪、严实、刘伯林、王著等辈，其中尤以王著事迹为人称颂。当时奸臣阿合马横征暴敛、贪赃枉法、残害忠良，人神共怒。至元十九年三月，王著假传太子命令，将阿合马从府中诱出，用藏在袖中的铜锤砸碎其脑袋，为社稷除了一大害。此外，市井之间也不乏豪猾轻侠之徒。《元史·张桢传》载，张桢任高邮县尹时，该县有一名叫张提领的人，任侠尚气，武断乡曲。一天，他来到县府的时候，被张桢抓了起来，尽数其罪状，乡里受其迫害的人都来诉冤。最后此人受杖刑后流放外地，百姓拍手称快。
明清两代，是中国专制统治最为严厉的时代，对政治思想控制之严前所未有。此时的侠作为个人虽然依旧存在，有时还相当活跃；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已经失去了秦汉时代的隆盛地位，在政治生活中已没有多大影响。但与元代比较，明清侠风有复苏的迹象，并且与时代的政治风云紧密相关。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游侠活动甚至还颇为频繁，郭子兴、张士诚、陈友谅等人即为任侠尚武之辈。
与前代不同的是，除了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重信守诺、惩恶扬善等传统型侠客外，明清时期还诞生了许多忠贞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