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存文献资料中，较早提到“侠”的是《韩非子·五蠹》篇，而最早提出“侠客”一词的是汉代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在韩非子看来，那些不重朝廷名位爵禄，不把朝廷法令放在眼里，按照自己的性情和意愿随心所欲行事的人就是侠。对于侠者来说，朋友重于君上，义气重于朝廷；他们“以武犯禁”，对朝廷秩序以武力来反抗。因此，韩非子把侠定性为犯上作乱之辈，这种文化上的偏见也影响到后世对侠的认识。汉代的司马迁首次从道德层面对侠给以肯定：“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指出侠者具有诚实守信、勇于自我牺牲、谦虚谨慎的侠义品格。至东汉末年，历史学家苟悦上承韩非子的侠观念，对侠产生了极端的文化仇视，他在《汉纪》中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将恃武行私，横行地方的人称为“侠”。在荀悦看来，侠就是匪徒、流氓。唐代对“侠”的界定意见分歧：司马贞在《史记集解序》中认为具有轻死重气的人格，像荆轲、豫让这样的人就是侠。颜师古认为“侠”是以权利来挟持人。至明代，李贽对“侠”的看法比较离经叛道，他将“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也称为“侠”，认为它们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但从本质上说，李贽的看法已远离了侠的真正含义。
近现代以来，学者们对“侠”的含义颇多争议。如章太炎认为侠是游离于顺民与官吏之间的阶层，而范文澜则立足阶级分析的观察立场，把侠定性为恶霸。有学者提出对侠的界定应该比较广泛，凡是那些具有急人之难、舍己为人、伸张正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就是侠。如果从积极方面来认识古侠的话，这一看法应该是比较全面而准确地揭示了“侠”的含义。
古代侠风及其流变
“侠”自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以来，这一特殊的人群便经历着波澜曲折的历史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任侠之风、侠者的特征与构成均迥然有异。
近人张亮采在《中国风俗史》中云：“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战国时期的侠属于游侠，他们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放荡不羁，无拘无束，充满着破坏固有朝廷秩序的冲动。汉代历史学家苟悦本着救世热忱写就的《汉纪》一书就对这种“游”的特征作了揭示。他在提到“世有三游，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后，特别指出：“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虽然苟悦不满游侠，认为他们不遵守道德礼仪和等级制度，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论述中看出游侠的特征。他们游离于社会既定的规范之外，蔑视社会的一般价值观念，往往采取极端的抗拒行为。燕国武士秦舞阳十三岁就杀人，“人不敢忤视”。荆轲和好友高渐离在闹市旁若无人地饮酒、唱歌、哭泣。这些行为实在是一般人所不为或不敢为的，而游侠则当成家常便饭。《吕氏春秋·当务》篇中甚至讲述了齐国的两个好勇者喝酒，互相用刀割对方身上的肉下酒，最终同归于尽的事。所谓“抽刀相险，至死为止”，令人胆战心惊。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侠客或忠于国家、义无苟且，或报答知己、不爱其躯，大多重气轻身、持节甚高。如春秋时期的公孙杵臼、程婴、毕阳、偃息、仲行、缄虎、专诸等人，已诺必诚，勇于献身；战国的豫让、要离、孟胜、徐弱、聂政等人，先人后己、勇悍坚贞，他们是这时期游侠的杰出代表。
进入汉代，任侠之风愈演愈烈。西汉时期，侠客的身份十分复杂。朱家、郭解、剧孟等都出身贫民，后来成为著名侠客，称为布衣闾巷之侠。他们开始没有自己的田产，也没有为官，但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巨富。同时，还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豪暴之侠。当地百姓对他们的行为极为愤恨，当时就有“颖水清，灌氏宁；颖水浊，灌氏族”的民谣诅咒他们，其任侠行迹与流氓无异。还有如袁蛊、栾布、郑当时等亦官亦侠之侠客。如郑当时以任侠自喜，“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王温舒、朱云、剧孟，少好任侠，斗鸡走狗，乃或椎埋为奸，借客报仇，无所不为，成年后折节自励，人仕为官。西汉侠客中担任官员者很多，不仅任侠之人年长改节后多为高官，而且年轻侠客一旦忍性入朝，也可取得高官厚禄，位极人臣。
就生活环境而言，西汉时期的侠客大多生活在城市，尤其是人口集中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长安和洛阳，如郭解、剧孟等人主要生活在洛阳，朱安世主要出没在长安。这些侠客在城市中有的有自己的职业，有的整天游荡无度。在这些城市中，各种闲杂人等或者成为侠客的帮手，或者与侠客对立使侠客获得表现的机会。此时的侠还有一个集团行动方式，他们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同宗相保。这与战国时期侠客大多分散的状况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战国时期的侠客被称为“游侠”；而西汉时期的侠客不仅活动区域相对固定，而且势力也因集团活动而大大超过战国游侠，因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