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有危险。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首先，墨与侠在思想上的联系十分紧密，墨家的道德信条与侠的正义原则是相通的。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出身贫苦，曾自称“贱人”，“北方之鄙人”。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不久就认为儒家繁琐的礼节烦人害事，弃之不顾，转而向大禹学习，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墨家提出“任”的观念和主张。《墨子·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把“任侠”的精神实质概括为“损己利人”。进一步，墨子又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所谓“任”，就是为了解救别人的急难，不惜去干己身所厌恶、对己身不利的事情。这种主张也是侠者所遵奉的观念。《史记·游侠列传》中阐述侠的精神特质时说：侠“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可见侠与墨均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品格。
墨家认为人应当有忧患救世的精神，倡导“义”的理念，提出“万事莫贵于义”的观念。在墨家看来，“义者，正也”，认为利人就是义，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就是“行义”。侠也是这一观念的实行者，他们以义为立身之本，仗义疏财、羞伐其德；见义勇为、视人如己。这其实与墨家的“兼爱”思想是相通的。墨子提倡“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这就是说，救人急难，济人困厄，不是看他将来对我有什么用处，而仅仅是因为他需要救济，也就是爱无“差等”。墨子的上述观点对游侠思想影响很大，它提升了游侠的思想境界，使之一改逞勇好斗的肤浅、偏狭的侠义观，提倡任侠敢死，匡扶天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义勇精神。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墨子有一个学生，叫胡非子，设课收徒，批评无原则地打斗。楚国的屈将子，好勇，听说这事，就带剑把他劫持了，说：“听说你非斗，而我则好勇。你给我说说，说得有理，我就放了你，说得不好，你就得死。”胡非子就跟他说：“勇有五等，你好哪一种？”胡非子一一列出了五种勇，先说四种匹夫之勇，然后说君子之勇。胡非子说：“齐国想吞并鲁国，把它作为齐国的南部地区。鲁庄公急得三天吃不下饭，有个叫曹沫的人，却想办法在军中把齐桓公劫持了，说：‘请您退师，不然的话，就请您允许我切断您的脖子放血。’齐桓公吓得不知所措，只好答应了。曹沫不是什么大人物，可他不怒则已，一怒，就勇退‘万乘之师’，救了‘千乘之国’，这样的勇，才是君子的大智大勇，才是最高贵的勇。你好的是这种勇吗？”屈将子听后，大受震动，解下佩剑，脱下高帽，请求胡非子收他为徒。
墨与侠在行为方式上比较接近，他们均以武立世，产生了团体之侠。墨家有很多擅长打仗的专家，专事武力攻伐，以武士团体为基本组织方式。墨家群体组织严密，这个组织的首领称为“巨子”。墨子是第一任巨子，第三任巨子是孟胜。此外还有禽滑厘、田襄子等人，都曾是集团的首领。其中孟胜的事迹很值得一提。孟胜与楚国阳城君非常要好，并替他负责城防。恰逢楚悼王死，楚国遭吴起之难，阳城君乘乱逃亡。当时大兵压境，情势危急。孟胜对弟子们说：“我们肩负着替阳城郡守城的重托，与城共存亡是我们的使命。如不能坚守到底，当以死相拼。”弟子徐弱问：“我们要是都死了，墨家不就后继无人了吗？”孟胜说：“我与阳城君有师友之情，我若不在此献身殉义，将会玷污我们墨家的信义和荣誉。我们在此英勇献身，正弘扬了墨侠之义。我将派人把巨子传给齐国的田襄子，墨家是后继有人的。”徐弱听了孟胜的话，立即表示：“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先死，当先开路。”事后，随孟胜死难的墨家子弟有一百八十三人，还有两位到齐国传巨子于田襄子的使者，亦不听新巨子的劝阻，返回楚国殉难而死。
关于游侠的缘起，还有一种说法是来自某一个阶层。冯友兰认为侠起源于士。士原本为奴隶制时代宗法贵族等级系列中最低下的一个阶层。他们有自己的田产，通晓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能文会武，士一般在王室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各类职事官，其中不少人从事武士职业。在春秋战国激烈的社会变革中，随着宗法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松动，士阶层发生了分化。所谓“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关于武侠首先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说法，不难从诸多的古代典籍中得到证明。古代所谓“士”，一般指称武士，其中许多“士”战时执干戈卫社稷，平时为卿大夫家臣，很难区分文武。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就认为古代库、序、学、校等都是用来肄射习武的。杨宽论证西周大学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御”为主。这些都说明西周时的武士和文士并末分离。
春秋末期，“士”的指称发生了变化。顾颉刚认为，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开始倾向内心修炼，不再强调武事，甚至羞于武事。顾氏在《武士与文士之转换》一文中指出：战国时期，时人“慷慨赴死之精神更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