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侠的起源
侠客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自其诞生以来，他们身上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他们是乱世风尘中的强者，是不受欺凌、血气方刚的人世英雄。事实上，侠客形象不完全是人们的幻想和臆造，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光照千古的侠士，他们孕育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土壤之中，扮演着“赖力仗义”的社会角色，演绎着中国人的梦想与荣光。
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较早论及“侠”的是《韩非子》一书，韩非在该书《五蠢》篇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崩分瓦解，政局动荡，人心思变。列国之间政令不一，相互兼并，弱肉强食。在这样一个需要公道和正义的年代里，游侠应运而生，横空出世。在当时，中国正经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周王朝对诸侯的控制已名存实亡，诸侯称雄，为争权夺利而战乱不止。旧贵族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不少人穷困潦倒，流落他乡，东奔西走为封建主效劳。另一方面，此时在学术上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儒、道、法、墨各派纷纷亮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各自提出一套治愈社会混乱的药方。如儒家提倡用圣王之道治国；道家推崇无为，要求取消一切政治、社会制度；法家强调法治，主张用惩罚手段来制止犯罪；墨家宣扬非战和兼爱。这些思想家忙于互相争论，力图把封建统治者纳入自己设计的轨道，而游侠则直接地将正义付诸行动，只要认为有必要，就不在乎是否合法，就敢于动用武力去济贫扶困。他们的动机往往是利他的，并且勇于为了原则而战死。中国游侠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关于侠的起源，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起源于历史上诸子百家中的某一流派，有人认为源自某一社会阶层，有的认为来自社会某种职业的人。主张侠起源于儒者提出：儒家提倡勇的人格，勇是君子必备的品质。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具有“勇”的精神的人是无所畏惧的。这也是侠所认同的精神品质，在行为方式上刚毅勇猛，除暴安良。
事实上，在先秦时期，儒家涌现了不少武士和具有侠客气质的人。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 子路性格粗豪，喜好勇力。在穿着 打扮与行为方式上也颇具武侠的风 度，他头戴雄鸡冠，佩带公猪皮， 以力欺凌孔子。后来孔子以礼来慢 慢引导和教化子路，子路拜于孔子 的门下。子路在卫国孔悝家任邑 宰，在主人面临危难时，舍身相 救，赴义而死。此事在《左传· 哀公十五年》中记载详细：卫太 子蒯聩欲复国，与其姊卫国权臣孔 悝之母定计，入孔悝家中，把他逼 到了墙角处，强与订盟，并劫以登 台。子路闻此消息即欲人孔府解 救。遇同门大夫子羔，子羔告诉他 府门早已关闭，来不及了，不要去遭受祸难。子路决意前往。子羔劝 他，去则有极大的危险。子路说 道：“我既食人家的俸禄，则不应 当躲避祸难。”他来到孔府大门 口，又拒绝了把门的公孙敢的劝阻，闯进府去，见太子还坚执孔悝不放，就说：“太子无勇，倘若火烧高台，未及过半，必会放了孔悝！”太子听了这话很害怕，命手下石乞等人下台斗杀子路。子路来得匆忙，未穿甲胄，被他们用戈击中身体，并被斩断了帽带。子路临死前，神色不变，说：“君子死，帽子不能除掉”。然后结好缨带，安然死去。子路见义勇为，奋死救主急难的行为表现出一般侠士行侠的共性，而死不免冠的行为又表现出儒门之侠所独有的风格特点。
《孟子·公孙丑上》里的北官黝也具有侠的勇武气质。他认为涵养勇气，要不怕痛、不惧死；肌肤受刺而毫不颤动，双眼被刺而目不转睛。但尊严是第一位的，即使只是遭受一丝头发那样的委屈，也如同在闹市中被人鞭笞一样，难以容忍。小民匹夫和万乘之君不能收买他。刺杀国君就像杀死一个平民百姓。无论对方的贵贱尊卑，只要自己受到损害，必然睚眦相报。北宫黝的性格与后世的侠客如出一辙。
儒与侠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两者在价值观和人生观上有不少互通之处。古代侠客一般都崇尚“义”，以“节义”作为立身之本。正如唐人李德裕在《豪侠论》中所说的：“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侠”与“义”是相互依存，彼此不可分离的关系。侠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就是维护“义”的尊严，甚至可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样，在儒家看来，“义”也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它是与人交往的最高原则。孟子认为，当人的生命与“义”发生冲突时，应该“舍生取义”；孔子把重义还是重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章太炎在《检论·儒侠》中主张“以儒兼侠”，侠、儒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他认为：儒者的“义”表现在“杀身成仁”，他们“除国之大害，扦国之大患”，能够铲除国家的危难，抵御国家的祸害。
墨家与侠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两者在思想观念、行为特征上非常接近。鲁迅先生曾说：“孔子之徒为儒，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