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的节操，忠孝节义成为宋元时代侠客的主导精神。据《续资治通鉴》十三卷的记载，宋雍熙年间，辽国军队经常侵入河北山西一带，宋师北伐时，边民当中那些骁勇的人，竞相团结御敌，甚至有人夜里潜入敌人的城池，斩杀敌人的首级归来。有的侠士还为抗击侵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宋明时代的侠客还呈现出绿林化和世俗化的活动特征。绿林和秘密社会成为侠客生存的主要环境。在宋代，封建王朝极力强化专制制度，实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高压统治；吏治腐败，兵饷官俸负担沉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弄得民不聊生，逼使大量下层人民铤而走险，亡命江湖。南宋时期，异族入侵，宋廷南迁，湖泊山林便成为义军与诸类盗匪的活动据点，他们聚众结义，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绿林成为许多侠客赖以栖身的重要场所。其次，宋明侠客出现世俗化倾向。宋明时期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的发达，推动了民间武术团体的出现。它们开始是作为抵抗异族入侵、维护地方治安的团体，之后则发展为习武健身的社团，形成了中国大众社会特有的武林阶层。武侠人物的行侠场所主要是在平民社会中，侠义行为的性质带有世俗性，在一般情况下也遵守公共关系的准则，承认官府的权威，原始野性有所减弱。同时，江湖义气在侠的观念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宋代乃至明清不同于前代侠的最根本性的差异。
清代的侠客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他们不再有汉唐时代的显赫地位，在社会生活中日趋边缘化。虽然在百姓心目中依然是英雄，但总体来看，他们非但不是统治集团依靠的力量，相反却成为朝廷不能容忍的对象。从《清稗类钞·义侠类》的记载来看，“乡曲侠客”活动尚为频繁，他们中间虽也有急人之难，敢于任事的豪杰之士，但也不乏横行不法的奸人与豪猾。在文学创作领域中，长篇白话侠义小说得到迅猛发展，侠义与公案故事合流，如《施公案》、《三侠五义》等，这类小说透露出这时期侠客的新观念。鲁迅先生认为，此种小说“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侠客行侠的动机虽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古侠的侠客之义，但多已纳入政治系统中，为官方效力，追随清官除恶霸擒奸党，与司马迁笔下“时扦当世之文罔”的古侠已相去甚远。
时至晚清，朝廷政治腐败，西方列强屡屡入侵中华，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中国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风雨欲来之时，任侠之风高涨，这时期产生了大批侠肝义胆的仁人志士。他们抗外侮、诛贪官、除恶霸、救民族，把行侠仗义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把侠客的品格升华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事维新、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大多属于此类侠客，如谭嗣同、吴樾、汪兆铭、潘月樵、秋瑾等人便是如此，他们为中国侠客历史谱写了最后的华美乐章！
悠悠历史，侠影迷离。侠与侠文化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上有着特殊而又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伴随着古代文明传承不息，饱经沧桑。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浓厚侠客情节的民族，每当人们面临不幸和危难，遭遇邪恶和强权时，无不呼唤和礼赞侠与侠义精神。总之，侠客在历史上扮演着非同寻常的社会角色，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和道德信条，对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对侠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了解，无疑有助于我们解读历史，进入当下，探寻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心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