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不堪其辱而杀之，其姊怒而欲令解惩罚杀人者。郭解派人了解到杀人者的逃亡之所，其人惧而被迫回家，将杀人的事实真相告诉了郭解。郭解听后说：“公杀之当，吾儿不直。”认为其姊之子有罪而放走了杀人者。郭解因此义行而名声大振，受到众人的爱戴。
与此同时，两汉游侠出现了明显的质变，由司马迁所称扬的道义之侠一变为班固所谴责的豪暴之侠，任侠者表现出豪强化、群体化的特征。《汉书·游侠传》云：“长安炽盛，街闆各有豪侠”，其中便不乏豪强之侠，如汉武帝时的灌夫便属此类，他好酒使气，傲上敬下；豢养门客，鱼肉乡里，称霸一方。汉景帝时的宁成亦为豪暴之侠，虽然他也做过一些任侠之事，但他任气作威，驱使民众，深致乡民怨恨。东汉苟悦在《汉纪》对这类豪侠作了中肯的界定：“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事实上，两汉的豪侠总体上已经堕落了，行善少而作恶多，与先秦游侠的标准相去甚远，侠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异化倾向。
魏晋时期延续着两汉的侠风。许多人最初颇具好侠的气质和任侠的经历，最终却纷纷凭借武功和勇力向军界流动，甚或因宗族血缘关系和仿血缘关系，以结拜形式而聚集起来的，形成具有军事组织形式的豪侠帮派，为军事政治集团割据自立、争霸天下效命。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载甚多，如祸乱汉室的董卓，“以健侠知名”；吴国第一任君主孙权“好侠养士”；一代枭雄曹操“少而任侠放荡”；中山靖王之后刘备也“好结交豪侠”。等而下之的关羽、张飞、甘宁、典韦、许褚等，无不是侠出身和好侠的。
从魏晋时期开始，志怪小说兴盛，侠客形象开始带有浓重的超现实色彩，他们往往事涉怪异，行踪诡秘。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载：赤比自刎身亡之后，双手捧头及剑奉于侠客，他的头在沸水中三天三夜也煮不烂，并且还能怒视楚王；《比丘尼》中的比丘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来向桓温示警，然后又能身形如常。此类小说在侠客形象的塑造上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颇大。
在隋唐社会，侠风极为盛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侠客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唐代侠客的人格世界中，“义”被作为侠客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品质提了出来。李德裕在《豪侠论》中对“侠”作过一个界定，说：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这种观念其实代表中国人的一种理想：理气合一、儒侠兼备。与以前不同的是，唐代出现了大规模的文人行侠。这些文士侠客大多追求一种侠的狂放气质，追慕不同凡俗的游侠气概。他们虽然也有急人之难，仗义疏财的举动，但是多数是一种对侠的精神的崇尚和膜拜。如唐代重臣姚崇、张说、李邕等人，尚气节，重然许，其侠义精神多为世人所称道。诗人李白、陈子昂、孟浩然、王翰、李颀、王之涣等无不有古游侠之遗风。唐代侠者与政治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不少人把行侠作为政治上务求干进的资本，李白的例子便很典型。据<新唐书》卷202《文艺·李白传》载：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他创作了大量关于侠客的诗篇，表达对侠义之士的景仰。李白以侠客自许许人，标榜自身的侠行义举，强调其轻财重义、济世拯物的豪情，他是希望借侠客不受阶级的局限，积极参与世事，甚至左右时局，故而视其侠客形象为助其谋求政治发展的资历。
继魏晋小说之后，唐代传奇中涌现了不少侠客类小说，从中可窥见其时的侠意识。从侠文化特征来看，一方面，唐侠继承了司马迁所倡导的坚持正义、恩怨分明和锄强扶弱、济危救困的古侠精神；另一方面，侠客之“武”得到空间的重视和叙写，任侠行为大多与超凡人圣的轻功、暗器、剑术相联系，开拓了文化观念中对侠客的想象空间。唐代侠者的身份非常驳杂，举凡江湖盗贼、草莽豪杰、方外僧道、闺中女子、低贱奴仆、下级武官，皆可成仗义行侠之士。他们身怀绝技，超尘脱俗，千百年来，其任侠故事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如聂隐娘出身豪门，却不遵？“闺训”，自行择夫，惊世骇俗；红线是一个卑微的婢女，在战争迫近之际脱颖而出，她一夜之间潜行千里，保全了两地城池、万人性命；还有大名鼎鼎的？“风尘三侠”：李靖沉稳机智、胸怀大志；红拂豪迈爽朗、慧眼识人；虬髯客慷慨飞扬，雄心勃勃而善识时务；荆十三娘、车中女子、昆仑奴这些侠客，或成全青年男女的爱情，或为无辜者洗脱罪名，古道热肠，同情弱者，反抗强暴，视法令、礼教如粪土，表现出高度的自由精神。
宋元时代，封建集权加强，侠的活动逐步进入低潮期。侠风式微，侠者的社会影响日渐低沉。就侠的意识观念来说，此时的侠义观念在司马迁所总结的基础上有所丰富和发展，产生了更多的侠义行为规范，在新的时代中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侠意识。自《宋史·忠义传》之后，侠士在史书中已不再是单一的负面形象了。一方面，侠仍属于“轻薄…不逞”“亡命…狭邪无赖”“好斗轻死”之类；另一方面，又显示出许多忠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