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社会群体中，侠客是较为特殊的一个阶层，从先秦到近代，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里，几乎每一个朝代都能寻觅到他们的踪迹。侠客具有多种美德：他们惩恶扬善、急公好义；他们生死不惧、大智大勇；他们一诺千金、不矜其功。侠客的行为方式独特：他们行侠仗义，身怀绝技，武功超群。因此，千百年来，侠客深受民众的喜爱和欢迎，激发出一代又一代人的侠客梦想。自先秦以来，在各种正史、野史中关于侠客的记载不绝如缕，正统文人的诗文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咏唱侠客的篇章，戏曲、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更是灿若繁星。侠客群体、侠客文化成为我国民族文化长河中一朵绚丽而激越的浪花。 侠客兴起于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诸侯争霸，弱肉强食，礼崩乐坏，纲纪失常。在这样一个变乱纷争的时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其中不乏丰厚的侠义资源。以儒、墨、道、法四大思想哲学流派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中，几乎均包含有侠文化的文化基因。墨家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以“兼爱”为本以图天下之治，为墨家之徒养成了一身的侠气。后世学者往往视墨家为侠文化最直接的源头。儒家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行为气质上提倡“大勇”，阳刚伉直，与侠的人格品性和行事原则非常接近。道家的思想、生活与情感态度与侠客也有不少相通之处：如道家追求个性自由，率性而为，与侠者绝弃庸常的情怀，蔑视礼法、浪迹江湖的行为是一致的。道家武功与侠文化中的“武”的构成关系密切，如以武当派为代表的道家功夫便是武林江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侠评价较低的是法家，他们认为“侠以武犯禁”，即以武力来触犯法度、刑律，但是并未否定侠义精神本身，只是对其行为方式提出批评而已。总之，侠客的出现既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又有其深刻的文化必然性。
阅读一部侠客的历史，不仅仅是猎奇于他们不同众常的人生状态和传奇故事，更重要的是可以洞悉历代中国人对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念的思考， 探寻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依据。我国侠文化的主体是一种体现了民族传 统美德的精神，是对公平和正义的不懈追求。侠的临危不惧、舍己为人、 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杀身取义、替天行道的道德观念与英勇行为，构成 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要真实展现侠客的历史，整体 把握侠文化的发展脉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还存在不少认识上 的偏差。人们倾向于把文学形象的侠与历史上的侠混为一谈，将虚构当作 历史，将幻想看作真实。正如有学者提出：我们对侠客形相、游侠行为、 侠义精神、侠与文化关联的理解和认识，大多是由文学的想象、正义的神 话、英雄的崇拜、以及历史与存在境遇互动诠释所共同编织而成。历史 中的侠与人们观念形态中的侠是不完全吻合的，不同时期的侠客形态与侠 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风貌。
从侠客的演变史来看，先秦的侠客属于古侠，是我国侠客历史的发端 期。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热情地赞美了古侠的高尚品德：“今 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 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司马迁对古 侠精神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言信行果，也就是讲求诚信，说话算 数，许诺的事一定付诸实践；二是为解除别人的困厄而献身，甚至不惜牺 牲自己的生命；三是施恩不图报，不仅不张扬自己的才德和功劳，而且也 不希望得到别人的表彰。先秦时的刺客便是典型的古侠，他们为酬知遇之 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 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等，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卿相之 侠也是古侠另一重要形态，他们一般具有尊贵的身份地位，或为诸侯亲 属，或为王公大臣，拥有雄厚的物质条件，好为交接天下贤良。最有名的 莫过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 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们供养大量食客，救助陷于困厄的下层 侠士，体现出仗义疏财、急人之困的侠义精神。不仅如此，他们还敢于冒 犯强敌，具有急公义、赴国难的“大侠”精神，如信陵君窃符救赵、春申 君谏书救楚的行为便是如此。这种侠义精神已经超越了个人之间恩怨相报 的藩篱，具有大仁大爱的品质。先秦时期的古侠所具有的人格和侠义精神 奠定了我国侠客文化的主调，对后世的侠客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魏六朝是侠客大分化、大发展的时代，侠文化趋于复杂化、多元化。汉代的“布衣之侠”基本上保持了古侠的精神品格，他们危难必救，济人钱财，不计自身的得失。西汉时期的朱家、郭解、剧孟是这类侠的代表。如朱家“专趋人之急，甚于己私”，而郭解，则不仅“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而且富于正义感，捍卫社会公道。《史记·游侠列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郭解姊之子仗势强使人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