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去追，但已经没有踪迹……正懊恼间，第三辆卡车又过来了，截住一看，上面竟盗运了十几立方米木材，而且全是名贵的香柏……
这一切真像是警匪片里的镜头。
这个夜晚，另一路林政人员也大有收获，他们截获了7辆偷运木材的出租车，每辆车上都带有木材一方到两方。
这次行动，大有斩获，抓住了大批偷拉盗运木材的不法分子，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们都十分高兴，认为一定会对这些不法分子进行严惩，可以刹住这一股和“天保工程”公然对抗的歪风了。
谁知结果却大出他们意料之外。
县上规定，林业部门对偷拉盗运者只有“抓”的权利，而没有处理权，于是这些人便全部交到了“县上”。这一交便没有了下文，打电话、写条子用其他方式说情的人络绎不绝，其结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国家规定，偷运木材5立方以上者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在若尔盖县却都是处以罚款，最多拘留15天便完事。
这以后，偷拉盗运之风便更加炽烈。
2001年7月。一位州领导到若尔盖县视察时发了脾气，指出当地已形成伐、运、销一条龙的木材交易黑市市场，要求公安部门和林业部门进行严厉打击。谁知在公安、林政人员出动前，早已有人走漏了风声，偷拉盗运者立即迅速转移了赃物，以致这次行动又无功而返。
当地不法分子甚至嚣张到敢于殴打执行公务、进行车辆检查的人员，还暗地里派人监视林政干部们。对林政干部的生活规律——包括他们在哪儿吃饭、哪儿喝茶都摸得一清二楚，林业局的车号更烂熟于心，只要看见林业局的车来了，放哨的便会立即骑上摩托飞跑回去报信，等林业局的车赶到，偷拉盗运者早已躲起来了。
当然，让林业局干部和林政人员们感到最难对付的并不是这些偷拉盗运者，而是领导们的介入和干扰。他们说：“领导们的亲属不能处理，我们又怎么能去处理老百姓？但是，我们要在这儿拿工资、吃饭，又怎么能得罪这些权势？”于是，大家便只得“睁只一眼闭一只眼”了……
许多次，在抓获偷拉盗运者时，不法分子们第一句话不是先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气势汹汹地宣称：“××是我的哥哥……××是我的亲戚……”
正是在这些“××”的包庇纵容下，若尔盖县才会出现伐、运、销一条龙的木材交易黑市市场。
据说过去一位林政股长就因为公正无私、执法严格，曾让偷拉盗运者闻风丧胆，以致得罪了许多人，最后连某些领导也不喜欢他，认为他不识时务。心灰意冷之余，他觉得没意思，便要求调动工作了。
也许，腐败、官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才真正是盗伐盗运者的“金三角”吧？
“水分”中的“政绩”
造假和形式主义则是生态建设中又一严重问题。
这样的问题，1958年曾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吃过大苦头，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但在体制和习惯的作用下，如今它仍然阴魂不散，而且造假的方法似乎变得更加“高明”了。
据统计，在全世界开展的各种生态环境建设中，我国无论项目的数量或项目的规模都居全球第一，但是效果却不明显，“造林不见林”便是典型的表现之一。
原因之一便是我们的各种汇报材料、各种统计数字往往“有水分”，更严重的是，这种掺“水分”的造假者不但没有受到严厉的查处，反而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会受到嘉许和提拔。
于是，造假之风愈演愈烈。
民谚早就称：“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国务院就发文件……”
一位基层工作人员曾愤怒地对我说：“现在有的人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哄国家的钱，我敢说，照这样发展下去，不管国家给了多少钱，10年后还是会造林不见林！”
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说：“但愿我们不要变成说谎的民族！”
“说谎的民族”，多么沉重、多么痛苦的抨击和反省啊！
他们的看法也许过分悲观并失之偏颇，但却值得国人重视和警醒。
国家为了保证生态建设的成效，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检查。部分缺乏生态意识的地方，为了对付检查，除想方设法进行“勾兑”外，便是采取“同是一盘菜，各敬各的神”的办法，搞一两块或几块“示范地”，长防工程是它，天保工程是它，退耕还林也是它，既对付上级和检查组也对付报纸、电视台等各种新闻媒体，如果检查工作不认真、不深入，便往往上当。
20世纪90年代，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我国启动了“中德合作四川省嘉陵江上游防护林工程项目”。但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有的地方仍然在偷懒、作假，挖空心思地想出许多办法对付远道而来的德国专家。
其他的中外合作项目也有类似情况。
这样地自欺欺人，还自以为得计，难道不是民族的悲哀？
岷江上游某县上报的材料中，1998年以前，森林覆盖率仅仅不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