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坐在院子里，不慌不忙地削着一个个洋芋，不知道是准备下种还是用来喂猪。院子角落的谷壳堆上有一大群麻雀和几只画眉、野鸽一面叽叽喳喳地交谈一面起劲地在谷壳堆里觅食，而老人也没有赶走它们的意思。真是一幅人鸟融融、怡然自得的美景。
后来，我们又到地里去和农民们交谈。一位姓刘的农民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搞起了蔬菜基地，还进一步想搞庭园经济，已经建了苗圃和鱼塘，“老百姓们都有了生态意识，愿意治沙，大家还希望将来能在沙漠中建立一块旅游区哩！”他兴致勃勃地说。
离开海流滩到神木县吃午饭时，意外地遇到了神木县沙地柏资源自然保护区负责人杨永智，这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皮肤被大漠的风沙和烈日变得像黑炭一样。他自豪而感慨地向我谈起了一家三代造林护林的历史：
我1989年从陕西省林校毕业，后来又上了成人高校。我们管理的沙地柏又名臭柏，属于第四纪孑遗树种，是大漠中唯一的常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抗严寒，个子不高，一般只有几十公分，最高也只有一米多，像绿色的地毯一样铺在黄沙之中，成为沙漠里一道独特的风景。过去被人们砍伐和破坏得十分厉害，现在已经成为西北城市绿化的首选树种了，人们常常用它来代替草坪，因为它比草坪更好。
我们一家三代人都从事造林和护林工作，这种家史全榆林可能只有一家。祖父杨生秀从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护林，当时全神木县都是沙漠，都成了游牧民族，根本无法种地，只留下了祖父管理的那一片树林。祖父在沙漠里种树有一套经验，他搞起了自己的试验田，采用竖立防风障、前拉后挡、挖大坑等土办法，还严把苗木关，尺寸不够、水份不合格的树苗都不栽，终于造林成功。省治沙所发现了他，把他聘为土技术人员，大学生们常到他那里蹲点，向他学习造林技术。在他的影响下，周围的老百姓们也兴起了造林热，种下了许多树。
祖父对树林的管护也狠下功夫，创造了“无人畜毁林区”。他的办法是，只要一发现有人在树林里放牧，不骂不打，只给你口扁闲串，讲保护林木的道理，一直说到对方受不了为止。因此好些人说：“可不敢让老头抓住，抓住了口扁得没法……”
祖父1956年、1958年连续被评为省上的先进工作者，是当时全榆林地区林业上唯一的省劳模，多次参加过群英会。也曾有人威胁利诱他，甚至把他拉到水库上想淹死他，幸而被人发现救下，但他从来没有退缩，护林一直护到76岁的高龄。报酬呢，最初一天是几分钱，70年代涨到每月10元钱。
父亲杨杜栓1958年正式被招收为国营林场职工，主要是培育杨树、紫穗槐等植被，1976年神木县成立沙地柏资源自然保护区时他被调进了保护区。这里的沙地柏50年代曾有40多万亩，1975年只剩下了11.5万亩，现在只4万多亩了。60年代树林里还有豺狼、野猪、野羊，现在都没有了。
我们在保护区里主要抓管护，向老百姓宣传，帮助他们制定护林的乡规民约。1982年开始实验繁殖的办法，1985年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都取得成功，以后又成功地实验了病虫害防治办法。
最近几年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城市绿化的需要，偷窃沙地柏苗木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他们不分季节、不分日夜地偷，我们便只能24小时值班，连除夕和大年初一都不敢休息。保护区只有八个人，又没有车，只得租车后把被盖放在车上，白天在林区管护，夜晚在交通要道上巡查，天气越不好越要去。冬天有时刮起了大风，气温降到零下30℃，还是得去巡查，不然就会有人钻空子……我们的平均工资是七八百元吧，没有奖金……
在离开榆林前，当地的专家和干部们向我谈到了榆林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
干部们说，榆林市虽然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看来，生态仍然脆弱，表现为：水土流失面积仍有3.69万平方公里，工矿开发区还有加剧的趋势，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达2.9亿吨，占全省输入量的36%；土地沙化仍然严重，虽然流沙面积有所减少，沙漠化的强度有了降低，但沙漠化的范围仍然在扩大，2000年较1995年强度沙化土地又增加了50万亩；草场退化、沙化、盐碱化已占草场总面积的44%，每亩产草量平均不到200公斤；防护林退化、老化加快，大量灌木林树种单一，又进入了更新时期，再加上近几年的连续干旱，枯死面积已不断增加。
专家们说，陕北地区近年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气候变得日益干燥，年降水量从400多毫米降到300来毫米，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对植被的生长十分不利。榆林处于额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汇处，是干旱到半干旱的过渡地区，有“灌木王国”之称，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树种，如何进行乔、灌、草结合目前仍只找到一些零散的对策，并没有完整的经验。“六五”、“七五”、“八五”、“九五”都在攻关，但仍然没有真正找到“生态经济型”的成功路子，目前大量成果仍是“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