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镇北台后，我又参观了沙地植物园，这里集中了各种适于固沙防沙的植物，是省治沙研究所的实验林场。乔木有树形美丽、枝叶舒展潇洒的樟子松——从黑龙江引进的，比油松更适合在沙地上生长。灌木的品种比乔木多得多，花棒、踏郎和一种从内蒙引进的银色的柠条，都是优秀的治沙“先锋植物”，它们开出了许多粉红的、大红的小花，倒也十分灿烂和美丽。目前，在国家的支持下，榆林已经大量采用飞播的办法种植灌木和草，效果很好。
为了解决种苗问题，榆林市建立了一个占地300亩的中心苗圃，每年可以提供各种种苗3000～5000万株，但全市每年的需要量却在10亿株以上，因此许多乡还建立了自己的苗圃。
国家对榆林的治沙工作给予了一贯而有力的支持。1988年赵紫阳考察榆林后当即表示要拨款1000万元支持榆林治沙，以后国家计委分5年把1000万元拨到了榆林，这是国家对榆林的治沙工作第一次大规模的投资。1997年以后，经国家计委批准，榆林12县已经全部列入了生态环境建设项目。
近年来，国家的投入再次增大，每年天保、退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和生态工程等加在一起，投入在2亿元以上。
在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固沙造林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苏世平等人的带领下，我考察了另一个治沙示范点海流滩。
治沙研究所条件十分简陋，桌椅都像是五六十年代的产品，油漆已经脱落，但研究成果却享誉国内外。离榆林市区15公里的海流滩便是他们直接参加实验的基地之一。
汽车向榆林北面驶去，路过了横亘在榆林境内的长城，明显地感觉到了长城内外景色的巨大差异。长城以内可以说是绿野平畴，沟渠纵横，很少看见成形的、大面积的沙丘，而长城以外却是一派黄沙漫漫的景象，虽然还长着一些沙蒿和沙柳，但却掩盖不了大漠的荒凉和严峻，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的时候，真会“但闻秋风萧杀之声”了。
海流滩又是另一番景象。
海流滩过去曾是榆林著名的穷窝，人们形容它“天旱一把刀，雨涝一团糟，行人无方向，鸟兽没窝藏”。20世纪60年代榆林人民把榆东渠修到这里后，老百姓们用引水拉沙、排涝等办法改造沙丘和盐碱地，造地2000多亩；1992年省治沙研究所又把这里作为示范点进行整治，再造了3000多亩良田。
进入海流滩后我仍然看到了沙丘，但这些沙丘已经不是光秃秃的，它们长满了婆娑的沙柳、蓬松的紫花槐、欢快的沙蒿和簇簇丛生的柠条，近两天又下了雨，这些灌木便生长得更加茂盛，全都绿得纯粹而鲜亮。
沙丘中间是大片大片的良田，种着玉米、水稻、洋芋和别的作物，黑油油的。良田周围水渠纵横，渠边、路边、地边都有整齐的防护林，形成了完整的林网。榆林的农民是勤劳的，对土地也很有感情，对庄稼侍弄得很精心。我想找几户农民采访，但家家户户都没有人，人们全在地里劳动了，只一些狗拴在家门前，一见生人便汪汪大叫起来。
治沙的过程当然十分艰苦，这是国家的“八五”攻关课题《毛乌素沙地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模式建设研究》，参加的有漆建忠、周心澄、苏世平、杨忠信、霍建林、李金昌等20多人。他们总结了老百姓们的治沙经验，然后围绕“生态经济型”和“体系”加以提高。最初是引榆溪河水拉沙，把沙丘加以平整，然后种植沙打旺、草苜蓿等植物固沙并增加土地肥力，以后再种树和庄稼，以防护林为骨架，充分发挥多林种生物群体的多种功能和效益，使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全面增加，通过现代化科技手段，使沙漠也成为一种土地资源。
看见地里绿油油的庄稼和地边高大整齐的防护林带，同行的苏世平副研究员脸上露出了十分欣慰的表情。他是1975年从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一毕业就分配到陕西省治沙研究所，从事治沙工作已经有20多年。他以一个科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向我谈起了毛乌素沙漠的治沙：
在这里治沙为什么能取得成效？有一个特殊条件就是毛乌素沙漠是我国最好的沙漠——地下水丰富，别的沙漠就不行。‘毛乌素’在蒙语中本来就是‘有水的地方’，而且还是甜美的淡水，不是盐碱水或矿化水。丰富的地下水对作物的生长很有利，对治沙也很有利。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对大自然的破坏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条件这么好的地方居然会由于长久的战乱和过度的开垦、砍伐等原因，变成了荒漠，人类确实应该反思和警醒。
好容易，我们在一户姓袁的农民家里找到了一位正在削洋芋的老大爷。他看上去不过60多岁，身材高大，面色黑里透红，似乎很健康，但一交谈才发现他耳聋。袁家的房屋从外面看去十分普通，但房屋内部却很考究，不但铺了彩色瓷砖，刷了乳胶漆、包了门框，而且老人的房里还挂着大幅风景画，年轻人的房里有梳妆台和花瓶，瓶里插满了塑料花。厨房和厕所都是单独的房间。
老大爷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