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具体行动，通过各种手段为保护环境进行了初步尝试。此后，“可持续发展”也正式成为新经济学的理念，从而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在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思想。当代西方和日本等国已经有这方面的著作出版。我们常常引用恩格斯关于大自然“惩罚”的名言，但却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关系等等方面的真知灼见。而认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必将促进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理论的建立。
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目前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可持续发展”其“本质上就是调控战略”，“力图保持的是工业文明的可持续，而不是试图开拓一种新文明”，而“人类目前的困境，最终不是靠‘可持续发展’来解决的，而是应该中断这种发展，寻求新的文明形态”。因此他们主张“勇敢接受挑战，努力地因而也是艰难地甚至是痛苦地探索新的道路，包括从根本上开创出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最终将使人类实现一次新飞跃，进入一个更宽广的发展新境地”。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开拓新文明的发展道路，应该是一种“转移式发展战略”。它不是旧文明的进一步前移，而是发生了“大方向的转移”。正如从猿到人，从原始人的采集渔猎生活到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一样，人类未来的新文明也“必须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实现性质、形态、方向上的新的更大转移”。新文明中的科学技术活动不是服务于物质生产和人的物质消费，而是以“从深层次上认识、改造自然与人类作为目的”，实现由对环境改造为主转向对人类自身改造为主，人类将具有超越狭隘单一的物质利益的更高价值目标，不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且互相之间实现真正的平等合作。
“天人合一”及其他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国和经济强劲起飞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地球和生物圈的影响是巨大的。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环境伦理学和自然哲学中却充满了谬误和混乱。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出现了第一次环境浪潮。人类终于不再高傲地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胆大妄为；终于承认，自己和其他生物一样，也仅仅依赖地球的生物圈生存，环境保护事业繁荣发展。10年后，80年代初，随着各国环境公害事件多次发生，世界又出现了第二次环境浪潮。以后环境保护向全球化方向发展，人类开始关心和研究一些影响范围大，危害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包括酸雨、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等。1982年到1992年10年间，国际环境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热带木材协定》、《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40多个国际公约和协定都陆续签定。
然而，在两次环境浪潮中，中国并没有及时警惕。
当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次环境浪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对自身的严重问题还浑然不觉，我们盲目而颇为自负地评论发达国家的环境公害是“不治之症”；尽管环境破坏已在我国急剧蔓延，但我们不但没有察觉，反而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沾沾自喜地自诩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破坏。以致其结果便是丧失了治理环境的宝贵时机，不但酿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为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而且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局面。
早在1972年6月，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政府就派代表团参加了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在会议文件上签了字，承诺要与各国合作，共同解决环境问题。1979年，中国首次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9年环境保护法被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但是，真正的觉醒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全民而言，最重要的启蒙则是1998年长江的洪水，以及黄河的断流、淮河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