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只有两百米，对于保护九寨沟说来自是可笑而微不足道的措施，但却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林业部门为保护九寨沟进行的第一次努力。
继林科院院长之后，同年，国家农林部派出工作组对九寨沟进行了综合考察，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九寨沟不仅蕴藏了丰富、珍贵的动植物资源，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优美风景区。”
也就是这一年，中国的生物界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川西北箭竹大面积开花，造成熊猫大量死亡。
有“活化石”之称的大熊猫是全世界人民喜爱的珍稀动物，中国1972年便有了“熊猫外交”，于是，箭竹开花便立即和“政治”和“国际形象”挂起钩来，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国家农林部保护司副司长卿建华奉命来川进行调查，竟赫然发现了100多具大熊猫的尸骨。在九寨沟考察时，他发现砍伐森林后大熊猫全部逃离。后来，在上报熊猫的情况时，卿建华便建议在九寨沟等地成立自然保护区，农林部领导同意了他的意见，并上报了国务院。
也许，九寨沟沾了这史前活化石的光，会得到保护了吧？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九寨沟仍然没有停止砍伐。尽管专家们进行了多次努力，但他们微弱而顽强的理性呼唤却仍然被淹没在“文革”的混乱和铺天盖地的政治口号中，变得十分微弱。砍伐的“极盛”时期，日则沟附近一处类似“珍珠滩”的美景被“变”成了盘山路，甚至还成立了“女子伐木队”，冒着生命危险把悬崖上硕果仅存的一些大树砍下，并荒谬地宣传曰：“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行动！”
当时，每一年九寨沟被砍下的大树约有10万棵之多。最初曾有人兴高采烈地宣称：“九寨沟森林多得很，可以砍一千年！”但1978年经过调查，发现最多三至五年后，九寨沟便面临无树可砍的绝境。
九寨沟生命垂危！
1978年7月，印开蒲第三次进入九寨沟。看见沟内萧条衰败、遍地狼籍的惨状，看见108个海子中已经有三分之一干涸，印开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回所后，他立即向所领导、著名生物学家刘照光、赵德华再次汇报。在所领导的支持下，1978年8月印开蒲连夜奋笔疾书撰写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关于建议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正式建议国家在九寨沟等地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生态环境。当时，四川省个别部门一把手曾对这个报告坚决反对，指责印开蒲“攻击国家林业政策”，甚至说：“如果同意了这个报告，过去我们伐木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因而坚决反对上报。但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著名作家马识途却清醒地认识到《报告》的价值，不但全力支持，而且亲自将《报告》送到北京，直接向国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方毅当面汇报。方毅听了马识途的汇报后十分重视，亲笔批示后将《报告》转送农林部研究处理。
在方毅的亲自过问下，1978年11月，国家农林部林业总局通知四川省革委会，要求四川省林业局和成都生物研究所联合写出报告，就建立自然保护区一事正式上报四川省革委会。这个报告后来也是由印开蒲执笔起草的。
在农林部林业总局、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和四川省林业局的共同努力下，打倒“四人帮”后的两年，1978年12月国务院终于发文，正式批准建立九寨沟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省林业局立即向南坪林业局发出加急电报，命令立即停止采伐……
九寨沟终于死里逃生，经过一番生死劫难后，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春天。
在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建立前后，印开蒲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大量资料，冒着政治风险写出了论据翔实、论点尖锐的《四川省森林资源开发利用上存在问题及其后果调查报告》，新华社记者贺晓林将报告的内容在《新华社内参》和《人民日报》上摘要刊登，首次公开提出了森林过度砍伐带来的严重生态危机，引起了中央和四川省领导的重视。南坪林业局职工张国威、《人民画报》记者、南坪县工作人员田树昌、邓一等也写了一系列文章、摄制了许多照片介绍九寨沟美丽的风光，向中央、向四川省领导、向国内外广泛宣传，并呼吁对九寨沟内的森林停止砍伐。
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立即引来全国和全世界的震惊和赞叹，被誉为“童话世界”和“人间天堂”。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专程来到这里，拍摄了大量美仑美奂的照片；新加坡游客说：“中国人拥有这样的美景真是得天独厚。”九寨沟美丽的海子和溪水更迷住了所有的人，被誉为是地球上“最好，最清，最有特色的水”。世界自然遗产组织专家卢卡斯博士曾这样赞叹：“这些湖水的色彩太丰富了，有的颜色我在英语中简直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形容。”他曾在九寨沟的留言簿上这样写道：“九寨沟是一个无比神奇、美妙和令人惊叹的地方，看到和欣赏它，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另一位专家桑塞尔博士则这样留言：“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壮观、最神奇的一处自然景观，世界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将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九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