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总会缠上来，绕着她的脑子转，让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原以为“放下”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是把不爱了的人、断了的情从心里挪开，可真到了要剥离的时候才懂——那些被碾碎的情分，早嵌进了她的骨血里，每动一下，都连带着心口的肉，一起疼。
直到两个人的到来，才像给她递了把撑杆，慢慢将她从这份疼里托出来。
第一个是张境途。自她住院，他几乎天天来，从不提陈先如，也从不劝她原谅。他会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跟她聊城外新开的书局，说里面藏着一本冷门的诗集，翻开来满是纸页的香；他会讲南方的女子，说她们办报时如何顶住旁人的非议，办学时如何四处筹措经费，末了总会轻声说一句：“草木枯荣都有定时，人也该有自己的新时节。”
他的话像晨露，带着暖意，不猛不烈，偏偏落在她心里那株刚冒头的芽上。原本还怯生生的芽儿，被这露水滴润着，竟悄悄挺了挺腰，芽尖上透出点新亮的绿——让她“要离开”的念头，又瓷实了几分。
“女人的世界，从来不是只有一个男人、一座宅院。”她总在心里念这句话，是张境途说的，“这世间有那么多书要读，那么多路要走，怎能困在腐朽里，耗掉一辈子？”
是啊，人生不过三万天，何苦总回头看泥沼，把日子过成重复的煎熬？活着，该让自己心里敞亮才对。
另一个是陈一曼，当她推开病房门，这团缠了她许久的乱麻，才被彻底斩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