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梅兰芳先生，正坐在书房里练字。
自从日本人占领香港后，他蓄须明志，罢歌罢舞，已经很久没有登台了。
管家悄悄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从特殊渠道弄进来的油印小报。
“先生，您听听这个。”管家低声说。
“北边传来的消息。说是有位曾经也是行里的角儿，叫柳如丝的，在八路军的地道里，给快饿死的难民唱了一出《长城谣》。”
梅兰芳的手悬在半空，笔尖的一滴墨落下，在宣纸上晕染开来，象是一朵黑色的泪花。
“柳如丝……”梅兰芳沉吟片刻。
“我记得这个名字。早年在天津卫，倒也是个有些灵气的，可惜后来流落风尘。没想到……”
“听说那一嗓子，把一千多号人都唱哭了，也唱活了。”管家感叹道。
梅兰芳慢慢放下了笔。
他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脸上那两撇蓄起来的胡须。
“戏子，戏子。”他轻声说道。
“世人都道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可如今看来，在那冻土之上，这所谓的下九流，却比那些高坐在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更懂得什么叫家国。”
他转过身，对着北方的窗户，虽然那里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
他没有唱，只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节拍。
那节奏沉稳、悲凉，正是《长城谣》的旋律。
“若是抗战胜利了……”
梅兰芳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
“我当去那三官庙，在那地道口，为这位柳姑娘，也为那位陈先生，唱上一折《抗金兵》。”
这一天，从重庆的雾，到昆明的风，再到上海的雪。
一张张报纸，一段段电波，象是一场无声的雷暴，滚过1943年初的中国大地。
人们并不知道陈墨是谁，甚至不知道三官庙确切在哪。
但那个关于冻土下的蚁穴、苦盐水和血棉衣的故事，象是一根刺，扎进了这个民族最麻木的神经里。
在茶馆，在码头，在学校，在工厂。
无数双眼睛看向北方。
那里有一群人，在最深的绝望里，守着最后一点希望。
那种历史的厚重感，不再是书本上的文本，而是变成了每个人喉咙里咽不下的一口哽咽。
陈墨并不知晓这一切。
他只是在那地道里，用苦盐水吊着命，在等待着那个反击的时刻。
但他不知道，他在地底下的每一次呼吸，都已经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共振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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