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另一名合伙人。调解结案，原告签字模糊，像是拓印的。
第二本，当事人在听证会中途退场，记录写“视为放弃陈述权利”。他翻到附件，发现录音文件编号存在，但未归档。
第三本，补偿协议签署日期比评估报告早三天。
他一条条记下，三十分钟到，卷宗被收走。
他没走，在走廊长椅坐下，打开手记本，把三起案件并列对比。抬头写：“模式一致：评估滞后、听证缺失、调解强制、签字存疑。”
然后他翻到第一页，写下：“2013年，恒正所参与至少四起征收案，全部以调解结案，程序存在系统性瑕疵。”
他合上本子，站起身。
管理员从窗口探头：“你还查？”
“查。”他说，“只要是2013年城南的，都调出来。”
她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进去了。
雨还在下，律所窗玻璃上水痕一道道往下流。林远站在档案馆门口，手里捏着一叠手写记录，纸边被雨水打湿了一角。
他没打伞。
走进地铁站时，他把记录塞进内袋，紧贴u盘和那张便签。
站台灯闪了两下，列车进站。
他上车，靠门站着，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指尖又碰到那张纸。
他知道，这不是一起案子的问题。
是一套做法。
而父亲当年，就站在这套做法的对面。
车门关闭，列车启动。
他闭上眼，脑子里是父亲签名的笔迹——那不像辩护，像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