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口一百零七万二千六百九十。
按照这个记载，红旗营在江北实际控制的二十多座城池，总人口都不到集庆路的一半。
更夸张的是颍州红巾军的主要活动局域——汝宁府（刘福通一直没能占据汝宁府全境），共有城池十六座，在册人口却只有七千七十五户，平均每县不足五百户！
江北、江南人口密度确实相差较大，但也没大到这么离谱的程度。
不然的话，定远土豪缪大亨就不可能在郭子兴才闹过一场后，又拉出两万馀人（即便包含大量老弱）；而能凭不足七千七十五户，变出十馀万兵马的刘福通，肯定是会撒豆成兵的神仙。
元史编撰者也知道这个数据太过离谱，才在汝宁府户籍数前加了四个字“钱粮户数”。
这种统计上的巨大差异，源于江北、江南两种不同的纳税方式，以及元廷对地方极度衰弱的掌控力，豪强士绅大量占据隐田隐户，财税收入朝廷占一成他们占九成，自然敢动不动就跟元廷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