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那场运动自有其觉醒与热血的价值，然而现实的结果却未曾因此改变。更因组织松散、良莠不齐，不少庸碌文人趁机混入，借题发挥，使得运动的方向渐渐偏离初衷，陷入嘈杂与失序。
那段时间，也因此成为一段尤为压抑的岁月。北洋政府开始对学生运动展开镇压，逮捕学生代表。虽多以警告拘禁为主，却也让另一些人——那些蛰伏在暗处的投机者与野心家嗅到了机会，悄悄冒出头来。
正是在这般局面下，直系的玉帅公开抨击老徐处置不力、态度软弱，要求罢免所谓“三大卖国贼”，释放学生，恢复自由。一番言论，令他在政坛中崭露头角，也为日后更大的风波埋下伏笔。
政府的压制未能平息波澜，反而激起更广泛的回响。运动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六三”大罢工。迫于汹涌的民意与现实压力，老徐最终释放学生、罢免三人，并宣布辞去职务。
然而，运动的余波之下，一片更深的阴影正在蔓延。西方列强在短暂的观望后，趁此时机向华夏市场全力倾销商品。
国内资本虽奋力抵抗，却因资金短缺、产业链脆弱而节节败退。更何况，在这样的动荡中，已没有银行或钱庄敢于向他们伸出援手。
工厂历经罢工冲击，生产停滞、入不敷出，最终只能廉价转卖给东洋商人；商铺因抵制日货运动遭受冲击，许多小本经营的商贩破产倒闭。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近三成国内资本溃散，大批工人流离失所，华夏近半的日用市场，悄然落入了西方资本的掌控。
京畿一带，失业者如潮水般涌向街头。他们一无所有，唯剩力气，于是人力车成了多数人最后的谋生手段。一时间，街头巷尾尽是拉车的身影，车多客少，收入骤减，竞争却日益惨烈。
民国四年时，京城人力车已逾万辆，车夫近两万人；到民国九年，竟增至三万人之多；及至二十年代末，这座城里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仰仗这滚动的双轮糊口。
这不止是一个职业的饱和，更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从那时起，寻常百姓的日子，便像那越拉越重的车，一步步，陷入不见尽头的艰辛里。
那些未能及时转型的企业，终究未能逃过倒闭的命运。而得到宋少轩旗下商业银行支持的工厂，大多扛过了这场风浪。这成了他今年以来为数不多、却能稍稍慰藉心头的成果。
得知几十家工厂依旧热火朝天的生产，宋少轩总算感到一丝心安。在这飘摇的时局里，能亲眼见到自己的努力结出实果，已属不易。
但他来不及沉浸于这片刻欣慰。眼下，他有更重要的事必须处理。这日，他再次来到京城火车站接人，却发觉月台内外早已水泄不通。原来列车甫一停稳，整整一个营的士兵便迅速涌出，将车站围得铁桶一般。
待警戒布设周全，雨帅方从专列中步出。经历此前刺杀风波，他行事已格外谨慎，此番入京更是戒备森严。
出站时，他的目光曾掠过人群中的宋少轩，却未作丝毫停留，仿佛只是扫过一片虚空，随即登车离去。
宋少轩也并未望去，只静静立于原处等候。直到士兵撤去，站台恢复如常，一位西装革履、梳着整齐包头的男子才从容走出。他环顾四周，而后径直走向宋少轩。
“我是朱子桥。”他声音平稳，却压得很低，“虽已是白身，仍恐被人认出。上车再谈。”
宋少轩会意颔首，迎他上了马车，径直驶往自家宅邸。此番密会，不宜招人耳目，唯有将人安置在家中最为稳妥。
二人踏入宋府书房，宋少轩依礼微微躬身：“朱司令亲至，不知是为何事……”
“受雨帅之托，来谈那批军械。”朱子桥坐下，神色凝重，“枪支并非首要，若想抵御外侮，强军是唯一生路。”
他沉沉一叹：“奉军初次出关便遭挫败，想必你也有所耳闻。若不蜕变，东洋人恐将不久便动真格。关东军司令部已设立，西伯利亚驻有七万重兵。一旦南下……我们难以招架。”
宋少轩自然明白他所指。奉军并非没有雄心，只是现实给了雨帅一记清醒的耳光。
此次奉军入关助战，派出两个独立混成旅奔赴湖南，却一战即溃，匆匆北撤。奉天讲武堂终究不及保定、云南两堂，官兵素养与装备皆显逊色，尤以重武器为甚。因而雨帅如今迫切需要的，是机枪，是火炮，是能迅速提升战力的军械。
眼下他面前有两条路：接受东洋人的方案，以铁路权益为抵押，贷款购置日式装备；或是通过宋少轩的渠道购入西洋军火，但那需要真金白银，一分也少不了。
“此事我也略有耳闻。”宋少轩自然不会当面揭短，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话锋顺势转到生意上，“此番我从法兰西订购了一批精良军械，里头有三百挺g08重机枪，还有二十四门奥国77毫米榴弹炮，皆是硬货。朱将军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