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其实方家良心中也满是迷茫，和那个年代里所有一心想要振兴华夏的人一样，纵然满腔热血，却始终寻不到一条真正可行的出路。
彼时汪兆铭也自护法战争的硝烟中抽身，在沪市创办《建设》杂志，宣扬三民主义，大力提倡实业救国。
只是他所倡导的这条路，看似格局宏阔、前景远大，勾勒的蓝图却实在太过庞大，远非当下的时局所能承载。
而孙先生彼时也看到了一个契机：战争结束后，西方各国为战事服务的工业设备将大批闲置，无数技术人员与工人也将面临失业危机，若华夏能抓住这一时机，利用这些设备与人才开展实业建设，定能大幅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为实现这一构想，他特意以英文撰写了详细计划，呼吁“国际共同发展华夏实业”。这份计划规模空前，囊括了修建三大深水港、十万英里铁路，开采冶炼煤、铁、石油，以及整合全国军工建设等诸多宏大设想。
可谈及计划的资金来源，汪兆铭的解释却简单直接：“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这份实业计划，本质便是以“开放主义”为核心的建设蓝图。
可见这般天真，从非个别人的执念，而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光景。彼时太多人对西方怀着盲目的崇拜与轻信，总认定他们是文明的象征，是凡事皆讲道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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