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明、薛怀义等亲附武则天的僧人，
不仅参与伪造图谶祥瑞，更在理论上论证武则天乃弥勒佛转世，
下生阎浮提，为人主。
天授元年，在经过了充分的政治清洗、舆论准备与“祥瑞”制造后，武则天认为时机彻底成熟。
此时，弥勒印记的影响已达顶峰，
武则天不仅视称帝为政治权力的终极获取，
更将其视为完成佛经预言、建立“人间佛国”的开端。
登基大典在洛阳举行，极尽隆重，且充满了浓厚的佛教色彩。
仪式并非完全遵循儒家礼制，而是融入了大量佛教仪轨。
武则天身穿皇帝衮冕，但其上纹饰巧妙融合了佛教元素。
其登上则天门楼，宣布大赦天下，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自称“圣神皇帝”。
在宣告中，武则天特别强调了自己受命于佛，
是弥勒菩萨化身，降临世间，护持正法，拯救众生。
下诏：“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
正式确立佛教在宗教领域的最高地位，力压李唐皇室尊崇的道教。
令各州修建大云寺，藏《大云经》，并命高僧升座讲解，宣扬“女皇乃弥勒佛下生，当作阎浮提主”的经文。
其自加尊号，“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等，
（其中“金轮”即佛教转轮圣王七宝之一，“慈氏”则是弥勒菩萨的意译。）
这些尊号将世俗皇权与佛教神圣性紧密结合。
称帝后，武则天对佛教更加推崇，
其举措远超一般帝王的“扶持”，近乎以国家力量全面推动佛教的“国教化”实践。
武则天大力支持佛经翻译事业，为来自天竺的高僧菩提流志、实叉难陀等提供优越条件，
翻译出《大宝积经》、《华严经》（八十卷本）等重要经典。
尤其是《华严经》的翻译完成，推动了华严宗的兴盛，
该宗“法界缘起”、“事事无碍”的圆融思想，
颇合武周政权试图融合三教、统摄万方的政治需要。
其本人也潜心研习《华严》，亲撰序文，并支持法藏等华严宗大师弘法。
在洛阳、长安等地敕建、扩建了大量宏伟寺院，
洛阳的明堂、天堂、大云寺（各州亦建），长安的崇福寺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据传面容依武则天相貌雕凿），
气势恢宏，成为唐代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
武则天广泛开窟造像，广度僧尼，
使佛教寺院经济空前膨胀，僧尼数量剧增。
不但如此，其给予高僧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
僧人薛怀义被任命为白马寺主，封梁国公，
多次担任大总管率军出征（虽战绩不佳）。
僧人道成、法明等被授予高官。
武则天经常召集群僧于内道场举行法会，亲自参与，
礼佛听经，并厚加赏赐。
在抬高佛教的同时，武则天对道教采取了明显的压制政策。
虽然未明确禁绝，但明确规定僧尼地位在道士、女冠之上，
削减道教宫观的经济特权，冷落道教领袖。
这既是打击李唐尊道的政治象征，也是佛门印记驱动下排他性的体现。
在弥勒印记的持续影响下，晚年的武则天甚至对“弥勒净土”产生了更深的向往。
耗费巨资建造“通天浮屠”（天堂内的巨型佛像建筑），
举办无遮大会，施舍无数，希望能积聚功德，往生弥勒天宫，获得永恒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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