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因经济转型、制造业大规模内迁而无人问津，不少发展商已搁置工业楼宇发展计划，申请改为工商用途的个案不断增加。
股市方面，承接1993年底的升势， 1994年1月初，股市交投仍十分活跃，至于指数也在1月4日升上了1560109点的历史高位。
由于市场已累积了大量获利盘，在缺乏利好消息刺激下，指数由1月5日起迅速滑落至1月13日的1217651点。之后，在部分投资者趁低吸纳下略为回升，但上升幅度不大。月底，平安指数以1348702点收市。
和1月份相似， 2月份的股市仍处于「牛皮偏软」的格局。 2月上旬，由于在农历新年长假期前后，交投相当淡静，指数也只在13000点关口徘徊。 2月下旬，指数虽曾跌穿13000点，但起伏轻微。月底，平安指数以1241023点收市。
3月份及4月份，市场继续整固和消化。
3月1日，指数仍站在12000点，翌日即跌穿这个水平。初期，当12000点水平一穿，便有买盘吸纳，后来则无以为继。到了3月23日，受怡和集团终止香港第二上市地位消息的拖累，指数更反复滑落至3月底的1102991点。
4月初，虽然有些技术性反弹，并在4月13日升上1175376点，但不久又辗转回落至月底的81129907点。
与年初的1560109点比较，平安指数在4个月内已跌去了285了。
此次地产危机，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港府与银行的打压，也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时间的爆发。
1991年5月26日《东方日报》：
「做牛做马为片瓦，有人穷一生精力，才可以拥有自己的物业，楼价已占去家庭收入的7成，究竟地产发展商在建楼卖楼之间，赚去我们多少钱？难以统计！」
1994年6月15日《联合报》：
「香港楼价近年的升幅，可谓到了疯狂的地步。以市区为例，新楼动辄七八千元一平方英尺，在一些高尚地区，更超过一万二港元一英尺，真叫人难以置信。如此高昂的楼价，已远远超越了一般市民的购买力。就以一名大学毕业生为例，月薪15万港元上下，若要买一所250万的居所，要付现金约90万港元。而要储蓄够首期，非十载八载不可。大学生尚且如此，一般中学生和劳工阶层就更不用说了。」
1994年5月29日《明报》：
「如何安『车』，对香港有车阶层来说，一直是个伤脑筋的问题，近年在物业炒卖风气带动下，车位亦身价百倍，目前一般大型私人屋村车位售价均接近120万港元，百余平方英尺（相当10余平方米）的面积，每平方英尺售价便需一万元。」
1994年 6月14日《澳门日报》：
「美商马败（注：马畋是香港美国商会会长）指出，基于华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保证，大多外商相信九七后香港将维持原有社会制度不变，外商投资者的利益也将受到保障。然而感到困惑的是，外商在港营运成本随著高工资、高租金的不断上涨，部分外商因此收缩运作规模或调整在港投资计划。
「德国西门子总裁葛庭嘉最近提出建议，香港租金水平应在某一水平上停顿下来，否则不仅令一些海外企业望而却步，亦将影响外商在港公司的未来扩展计划。」
楼价高企，不能完全归咎地产发展商「贵卖」，与愈演愈烈的炒风也有很大关系。
香港的炒家，大致可分三类：
一是集团炒家，主要是在港的华资、中资及外资，这些公司财大气粗，可以买下整幢大厦及数十个单位，待价而沽，低进高出，往往获利甚巨。
二是行内炒家，主要是任职于地产公司、物业代理公司，以及与地产相关的银行、律师楼、会计师楼的人士，他们信息灵通，与地产发展商及业主交往紧密，利用职业之便进行有组织炒卖，从中渔利。
三是散户炒家，主要是普通市民，或单枪匹马，或联手合作，他们资金单薄，多从事炒楼花、卖筹号活动。
有不少地产商介入炒风。
80年代初最有名的集团炒家是佳宁集团的陈松青。置地于1978年底以 8亿港元购入金门大厦，1980年初陈松青以1098亿港元购人，陈松青借传媒之力猛炒一番，9月份就炒到18．8亿港元之巨！
正值香港地产和证券下跌的时机，九龙仓集团则宣布一则重磅消息：以 41亿元高价再下一城，夺得深井海旁生力啤酒厂址，该幅土地面积近 50万方尺，计划发展 250万方尺住宅楼宇。
消息传出，市场震动。
第一，九龙仓集团原本只是商业地产集团，鲜有进军发展地产（以出售为目的）；但到了1990年后，九龙仓集团开始进军『豪宅项目』领域，随后又在1993年2月以 433亿元的高价击败南丰、新世界、长实等财团，夺得钻石山地王。该幅土地面积约 28万方尺，计划建成 5幢面积达 120万方尺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