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问，一边在面前厚重的大簿子上用墨水笔飞快地记录着什么。
“那本来就是我们营地的一部分！是这些乡巴佬跑到我们营地里扎营的！”
拉纳准将没有理会对方的强词夺理，继续问道：“当你们被哨兵阻拦后，是谁先动的手？原告方控诉你们将酒瓶砸在了当晚值更哨兵马修·安托万的头上。对于袭击哨兵的行为，你们是否认罪？”
“我——我不记得了，那天晚上我喝得太多了。”那人含糊其辞地说，同时紧张地看向身边的同伙。
其他人也纷纷摇头，没有人承认。他们用沉默和拒绝发言来应对质询。
“这些混蛋不愿意说，但是没关系，我有证据！”波尼亚托夫斯基营长推开还按着他肩膀的宪骑兵，挣扎着站起，高高举起手。
接着，在所有人惊愣的目光中，他从马裤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沾染着暗红色血迹的仪器，递交给宪骑兵。
“我们不是第一次遭到保守派士兵的无端冒犯了！
所以我自费购买了法务部同款的执法记录仪，发放给每日执勤的哨兵！
营长的话尤如一道惊雷，让那些沉默不语、拒绝回答的燧发枪手们骇然一惊，脸上血色尽失。
一名宪骑兵接过那个小小的摄录仪，熟练地取下内置的存储板，将其插入一个悬浮在半空的伺服颅骨的数据接口中。
颅骨的眼窝中红光一闪，随即从口中投射出一道光束，将存储的画面清淅地投影在临时竖起的一块白色幕布上。
霍雷肖和其他陪审员的眼睛，齐刷刷地扫向那片开始闪铄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