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且历史意义也要差许多：那一方是清军入藏时，黄教喇嘛迫于压力敬献的，与这一方有天壤之别…“如果上拍呢？”
“站在历史角度，参考乾隆在清代的影响力，差不多几百万。从民族融合，国家统一方面考虑，那少说也在千万左右”
王丽英咋着舌头：“啧啧，一千万啊？”
只当是其它文博机构送到故宫来复鉴的，固然贵，也固然稀奇，但几个老专家并不是很在意。但盛国安却知道，这方印是怎么来的。和前两天的那幅圣旨一模一样：林思成纯属白捡暗暗感慨，看几位热情稍减，盛国安又揭开第二口盒子，取出了一方小印。
然后，又把外面包着纸去了，把一樽香炉摆在茶几上：
“几位老师，那个铁印先放放，等佛经拿来后再对比，咱们先看看这个！”
几位专家齐齐的挪过目光：一樽香炉，一方小印。
香炉长这样：
造型极简：斜肩，束颈，鼓腹，圆形，无耳，镂空钮盖，三足乳钉。
乍一看，象是仿汉代的鬲式炉的器型，肩线极利，如刀削斧劈。
但很怪：不论是宋代专录古时铜器的《宣和博古图谱》（宋徽宗敕撰，王葫编篡），还是明代皇室礼器图录《宣德鼎彝图谱》，都没有这种炉型的记载。
造工挺好，红铜质地，炉型匀称，通体光滑不见铸痕。手摸上去，有一丝微微的磨砂感。
纹饰虽简单，但全为誓刻错金工艺：正面饰双鹤，背面饰古松，边地以海波与祥云点缀。
再看包浆：通体呈现一种质朴的黑釉感，很亮，且润，差不多有三百年左右的光景。
再看炉内的积炭层，说明这炉一直在用，基本没断过香。
何久田仔细的瞅了瞅：“看着有点象康雍时期，内务府炉作的手艺，就是这造型有点怪。”王丽英怔了一下：“从宫中流出去的？”
“对，十有八九是建国前后，如果是之前，积炭层烧不到这么厚！所以东西肯定是对的，而且必然造于乾隆前
何久田指着炉肩：“乾隆登基后，将炉作并入金玉作，虽然铜炉单独烧造，但不再仿古，只仿宣德炉。所以乾隆后，再没出过这种炉型…”
说着，他又把香炉翻了过来，露出底上的款：破尘居士。
瞅了瞅，几个老专家齐齐的一怔愣。
他们有的专精书画，有的专精陶瓷，有的专精玉器，也有的专精金铜器。但无一例外，都是“先史后鉴”：鉴定只是辅助，重心在于研究历史。
所以，这个“破尘居士”虽然极为生僻，但几位老专家都知道，这是雍正皇帝修道时的道号。《清实录》、《活计档》都有记载：雍正八年，雍正在乾清宫、养心殿、澄瑞亭、钦安殿、雍和宫等处立斗坛（祈福、斋醮、告天）。当时，雍正自命坛主，号“破尘居士”。
关键的是这樽炉：同年，公开谕令各省总督，“访医术精湛、精通丹药之人进京”，集中于圆明园二十四景的廓然大公炼丹。
廓然大公又称双鹤斋，凡供奉、炼丹、陈设等器，皆铭双鹤。
啧啧，雍正的双鹤炉？
故宫里的铜炉不少，大部分都是妃嫔一级，专供帝王使用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当然，只是少，几十樽还是有的。比这一樽大，比这一樽的历史更为悠久的也不是没有。
比如康熙，比如顺治。
但如果比代表性和历史意义，肯定要差的多：满清十二位皇帝，其馀十一位全部修佛，唯有雍正修道。更关键还在于：自秦始皇以降，历代帝王四百零八位，因为炼丹服饵导致暴毙的皇帝，就只有六位。连零头都不到，其中却有雍正的一席之地
“好东西！”刘安达点了点香炉，又拿起了那方印：就普通的寿山石，古代相对名贵，但在现在都是论斤卖。
印极小，加顶钮的伏虎，将将才一公分出头，就如大拇指的指甲盖一样。
翻过来再看，刘安达顿了一下，“哈”的一声。
标准的玉箸篆阳刻：《圆明居士》
《清实录》载：尚（雍正）为雍亲王，广寻高士，自号“圆明居士”予潜邸服饵、烧丹”又载：潜邸时，（雍正）作《藩邸集》、《圆明居士语录》（雍正自纂修道心得）。
所以，这是雍正早期的道号，更是康熙赐给他的雅号，以及堂号：康熙四十八年，赐予胤祺的园林，即为“圆明园”。
没错，就是那个圆明园，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相比较而言，代表价值和历史意义可能比不上那方乾隆的藏经章，但就凭“圆明”两个字，肯定要超过普通的清代帝王闲章。
王丽英感慨了一下：“倒是够稀奇的，可惜，只是一方闲印！”
几位老专家齐齐点头。
雍正虽然在位时间短，但历史复印力却不低，在满清皇帝中，除过康乾就数他。留存下来的文物更少，所谓物以稀为贵，这方印的价值肯定不低。
包括那樽又鹤炉，参与过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性文物，价值同样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