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四令，诏、敕、谕、诰。
制曰既为诏，皇权亲裁，天命宣谕，金口御言。
何又为诰？
封赠敕令，恩及祖考。
同样为圣旨，但两者之间差的不是几级，而是十万八千里。
孙启辰说制式不对，指的就是这个：既是诰封，就该用“敕曰”，而非用只有“诏告天下”、“宣示百官”的诏书才能用的“制曰”。
但事无绝对。
永乐时，朱棣封赠郑和父祖，用的就是诏书。万历时，封赠张居正父祖，用的同样是诏书。这两张诰命如今就保存在故宫中，圣旨开头用的就是“制曰”。
更有甚者，成化时，宪宗封赠万贵妃父祖，直接“诏曰”。
这两个字，只有皇帝登基，祭天告祖，万国来朝，乃至对外宣战时才会用到。
除此外，这三封诰封上不但有眼前这一封上盖的广运之宝，中书之印，更有只用来册封番王、世子等宗室的《皇帝亲亲之宝》。
由此可见：再硬的规矩也是人定的，具体用哪种文书和哪个裁体，更或是哪一方印，完全取决于皇帝的话语权，大臣的功绩，以及受宠程度。
所以盛国安才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至于这个五色绢，确实没出现过。包括这封诰命，也确实没有在任何历史资料中记载过努力的回忆了一下，着实想不起来，盛国安看着林思成：“思成，有没有出处？”
只是随口一问，没料到，林思成竟然尤豫了起来。
盛国安怔愣的一下：“真有？”
“应该是有的，虽然不多！”林思成点点头，“《孝宗实录》、《内起居注》都有记载：特恩者不拘常例，（弘治帝）念其（王恕）旧劳，命取前后诰敕，异色合裱以赐”
“这里的“取前后诰敕’，指的是王恕之前的五次功绩。既然以“异色合裱’，自然就是五色：赤：成化五年，巡抚云南，平定边乱。青，成化十一年，整顿两淮盐政，岁增三百万。黄，成化十八年改革南京漕运。白，弘治元年，裁撤传奉官。玄，弘治三年，编篡《吏部条例》”
乍一听，前三条还凑合，后两条是什么鬼？
但只有了解历史，或是当官的才明白，这两次改革对明代的影响力有多大：所谓裁撤传奉官，并不仅仅是把所有的关系户全部开除，而是废除了职官世袭，等同于如今的“逢进必考。”
《吏部条例》有过之而无不及：避籍、避亲、避赃。
翻译一下：知县不任本籍，姻亲不得同州（县令以上），父祖贪腐三代禁考。
是不是很眼熟？眼熟就对了，现如今政府用的这一套，就源自于王恕的《吏部条例》。
重点在于：截止弘治十二年，进士中平民比例达百分之六十一。而成化朝最高的时候，才是百分之二十八。
只此一点，别说给王恕封个五色诰命，给他立个碑都不为过
盛国安当然知道王恕的这些功绩，但他死活想不起来《孝初实录》和《内起居注》中记过这一句：特恩者不拘常例，（帝）念其旧劳，命取前后诰敕，异色合裱以赐
狐疑间，他看了看刘依玲。
刘依玲一脸茫然。
不是想不起来，而是她对王恕诰封压根就没印象。
原因很简单：她专攻鉴定，历史只是顺带，《明实录》虽然也看过，但看也只看大事记。
盛国安和林思成却恰恰相反：重点研究历史，鉴定才是顺带。
再看孙启辰，比刘依玲还不如：拧巴着五官，愁眉苦脸，半信半疑。
他只攻鉴定，历史方面至多也就研究一下用料、材质，而不是什么实录、志传。
林思成也没卖关子，直接说答案：“清朝的时候，因为文本狱案，明史被大批量的删减过，国内留存的至多算残本，国家图书馆、史志委，乃至故宫中保存的全是这一种。但日本有全本，朝鲜更有”盛国安恍然大悟：怪不得没印象？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从康熙开始，截止嘉庆，清朝的文本狱整整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比清朝统治时间的一半还多。
史书整车整车的去掉烧，人头砍西瓜似的往下剁，什么样的历史给你篡改不了？
但不对。
林思成所说的这两本，肯定还没有全本引进来，不然自己不可能没印象。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没看过原本，只是凑巧看过一点相关的期刊：首尔大学朴志晚，《宫廷政治与制度比较》：《明之阴影：明朝干预下的朝鲜王位继承危机》还有日本东京大学铃木敬介，《琉球朝贡：明朝的代理外交》，这两篇当中都写了一点”
盛国安又愣了一下。
首尔大学朴志晚，东京大学铃木敬介，这两位都是国际上有名的中华明史学家。
但问题是：这两位是外国人，发表的论文全部是外国期刊。不是专业研究明史，甚至专业研究明中期历史的，谁会扒国际论文网站看这个？
林思成再没说话：其实这些全是上一世陕博和文化厅委托故宫、北大历史系、南开大学明史研究室查到的。既便这三家是国内最顶尖、最全面的明史研究机构，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