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
大家只是在时代的共振中，顺手柄那些不合时宜的旧物，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毁灭你的，往往不是敌人的宏大计划，而是你自己制造的一次微小的、愚蠢的波澜，最终演变成了吞噬自己的海啸。
高雄港那些灯火通明的工厂，那些日夜不息的流水线，即将在未来的几周内，迎来它们最后的轰鸣。
“这是祖父笔记本里的第二篇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日记。
时间是1971年1月7日。
那一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针对林燃教授的刺杀调查结果。
随之而来的，是白宫发布的一纸行政命令。
祖父在日记里没有用太多激烈的词汇，但我读得出，字里行间那种大厦将倾的无力感，比上一篇更甚。
1971年1月7日，晨。纽约，联合国记者室。
天气：暴雪《纽约时报》送来了，带着油墨的臭味和外面的寒气。
头版有一张照片，不是教授，也不是那个刺客，而是一张黑白的地图。
地图的中心是我来的地方，上面被画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的x。
标题很长，也很冷酷：《刺杀企图激怒白宫，尼克松下令重估西太平洋供应链》。
副标题是：rca、摩托罗拉等巨头宣布撤离高雄，产业将转移至东盟。
我在那个充满了烟味的记者室里，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前几天，当消息刚从东京传出来，说教授遇刺时，国内还有人在私下叫好。
有些激进的同事甚至在喝庆祝的劣质威士忌，说这是报应，说这是给那个背叛我们的教授一点颜色看看。
他们觉得这是荆轲刺秦王，是壮举。
但我当时就想，荆轲最后也没有杀掉秦王。
而秦王的报复，那是血流漂橹。
现在，报复来了。
不是导弹，不是航母。
教授和尼克松甚至懒得动用军队。
他们只是签了几份文档，打几个电话，就把我们在高雄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那些工厂，那些冒着烟的烟囱，那些以此为生的几十万家庭，连根拔起。
这是比战争更恐怖的杀人，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和平总会到来，看看现在的东京，但教授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绵延很久很久，甚至可能导致我们错过一个时代。
昨天，我还听到法兰西的代表在走廊里抱怨，说两百亿美元的防御资金是勒索，说欧洲还在考虑。
今天早上，当这份报纸摆上桌后，我看到那个法兰西人冲进了阿美莉卡代表团的办公室。
据说，他在十分钟内就代表巴黎同意了下来。
他们怕了。
他们看到了那个被摆上祭坛的牺牲品：也就是我们。
阿美莉卡用一把看不见的刀，在一夜之间肢解了一个几十年的盟友，给欧洲人充分见识到了得罪他们的下场。
杀鸡做猴成了我和同事们私下说的最多的成语。
我们成了那只鸡，而欧洲这群猴子，终于学会了乖乖掏钱。
刘锴大使今天没有来办公室。
听说他病了。
我想，这不仅是病，是心死。
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没丢，但我们的根已经被刨了。
没有了阿美莉卡的技术和订单，没有了经济发展的希望，我们还能撑多久？
我依然记得1970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
我没错。
这确实是最寒冷的冬天，因为这个冬天并没有随着新年的钟声结束。
它跨过了年轮，变得更加漫长，更加刺骨。
教授没有死在东京。
但我们依靠依附强者而生存的幻觉，死在了东京大仓饭店的那个晚上。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把联合国的旗杆都盖住了。
我向窗外眺望的时候仿佛看到了高雄港的码头，那些原本等待装船的货柜堆积如山，那些年轻工人站在关闭的厂门前茫然无措。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许他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将愤怒倾向何方。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因为另外一个和他们一样同文同种的华人的念头，就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
这个世界太残酷了。
弱者连选择死法的权利都没有。”
日记里写的没有错，刘错确实没有生病，但他也确实心死了。
此刻的刘锴坐在沙发上，裹着厚厚的毛毯，整个人显得格外苍老，手里拿着《纽约时报》，甚至没有心思起身迎接前来拜访他的潘文渊。
“是真的吗？文渊。”刘锴在问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
“是真的，大使。”
潘文渊低下头，看着茶杯里浑浊的茶汤，这茶还是他自己泡的，佣人休息了，刘锴从见到到现在一直都是魂不守舍的样子。
“今天上午，普林斯顿收到了总部的加急指令，不是建议，是死命令。
撤销所有向高雄加工出口区转移电子组件生产线的计划。
正在装船的设备全部卸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