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劲上来，文思如尿崩，子非毫不客气，泼墨草书道：“兄之言大谬矣！试看今日之域中，富者乐不思蜀，贫者叫苦连天。岂是道德之过？非也！此乃无道德之因也！天下苍茫，万民疾苦，空谈良心，又有何用！袖手高坐，岂能救吊民于水火？当今要害，不在道德，不在人心。而在制度，而在法纪……”
陈洛在拜月亭下，对着明月，高声朗读：“国之纲纪不正，而后有群丑辈出，祸国殃民。今积弊已深，道德日下，不可一日而全之。而法为道德之底线，以登山为譬，未登五十丈，如何等得百丈高？而若果真正人君子，自然恪守三德，又何须畏惧法绳？故法乃实为正之绳之。为官者先为其表率，不越其线，其下方可有大治。”
“好文章啊。”陈洛不禁赞叹再三，却又忍不住再提笔写了一封信：“贤弟之心，拳拳服膺。唯念病入膏肓，今上虽有龙虎意，然奈何掣肘颇多，此律令既出，弟必在风口浪尖为官僚循吏之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京都龙蛇混杂，弟务必小心自在，切记，切记。”
“陈洛啊，你未免太看低我了。”童邪不屑的将陈洛的信扔到角落里，“我童子非既然挑了这个头，害怕那些衮衮诸公吗？下一步，我就要拿他们的家业开刀了。正经界！君子周急不济富！”
“子非终究太过急躁了些。”很多年以后，王魁在写《宣和政变记》时不无遗憾的写道：“但是，当时的人们都很急，内忧外患压迫得每一个还有良知的士大夫都不得不去应对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王安石走的是强化行政管理，压榨出官僚体系中最后一滴油的方法。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使用的法子。但是这一招固然立竿见影，迅速有效，可是一旦人亡立即政息。历史上并不乏伟大的改革者，但是当这些伟人离开之后，他们的政敌一旦得势，所有的改革成果就都有可能随着他们一起进入历史的坟墓。而童子非所要做的就是竭力避免这一悲剧的出现。他要将这些政策用法律规定下来，即便发生政局的动荡，也不至于使改革中途而废。”
写到这里，王魁不仅搁下了毛笔，静静的望着窗棂之外山水烟蒙，又写道：“从范仲淹的温和改良主义，到王安石的高压强势，都还是大宋这颗百多年古树枝干上的变化，唯有韩子非，他不屑于做些修剪枝干的小动作，他要彻底的将这棵大树，从内到外的彻底的大换血，过于急躁，过于急躁了！甚至比王安石还要急躁，因此，他在历史上成为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迅速的被人忘记，也就不为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