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那天是阴天，出租车司机看到我手腕上的红痕时，突然把车停在路边，说什么都不肯再开。“你这是沾了不干净的东西，”他从仪表盘抽了张黄符塞给我，符纸边缘发黑，“前几年拉过个戴这表的老头，到了火葬场门口，他说表响了，非要下去喂表。”
我捏着黄符，指腹触到纸面上凹凸的符咒，竟和表盖内侧的刻痕隐隐重合。“他喂了什么？”
“还能是什么？”司机发动车子绕了个大圈，避开火葬场的方向，“自己的手指头呗。我从后视镜看着呢，他蹲在烧纸炉旁边，咔嚓一口咬下来，血滴滴进表盖里，那表‘咔嗒’一声，指针就顺过来了。”
车窗外的街景开始扭曲，明明是下午三点，却暗得像黄昏。我摸出表，指针果然在顺时针走，不紧不慢地指向三点十四分。表盖内侧的字迹变了，“轮到你了”被划掉，换成“血食不足，需活物”。
回到家时，防盗门虚掩着。客厅里弥漫着淡淡的檀香，爷爷的遗像被摆在茶几正中央，相框前放着个铜制的香炉，三支香燃得正旺，烟圈在空气中拧成麻花，最后全钻进了我手里的表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