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的二十几万，或者三十几万。
那么，投入赤壁场战的曹军又是多少呢？显然这二三十万人不会全在赤壁战场。曹操要分派兵力留守荆州各地，如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征南将军曹仁守江陵。不过，这些留守部队也是赤壁前线的生力军，也可能根据战况随时调往前线。因此，说赤壁战场的曹军只有四、五万，二、三万，是没什么任何史实根据的。
而在物资方面，比其曹操以往的出征相比，曹操这次的补给情况称得上“优越”了。
舟船方面，曹操获得了刘表的全部船具。陆机在《辩亡论》中写道，“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这里提到的邓塞，就是刘表的水军基地，樊城以北的邓塞山。《元和郡县志》记载“三国魏常于此装舟舰以伐吴”。
粮食方面，曹操得了江陵，有了充足的粮秣。江陵是刘表经营多的年军用物资屯积地，“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直到曹操赤壁兵败北退，江陵的粮食还没有用完。周瑜与刘备联合攻打南郡时，刘备就曾对周瑜说，“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
不仅如此，曹操占领荆州，拥有水军和长江水道，给物资运输带来极大的方便。补给问题一直是曹操的最大的困扰，在官渡之战期间还发生过运粮兵哗变。而这次曹操用了极佳的物资补给条件，他能不选择一鼓作气、进伐江东吗？
不过曹操有个大不利，就是的马草问题。人的粮食解决了，但因为季节原因而缺少马饲粮。周瑜对孙权说曹军“又今盛寒，马无藁草”，周瑜在这里不谈人无粮，却谈马无草，这才是问题关键。没有马草，就严重地影响了曹军骑兵战斗力的发挥。
●政治保障与内部策反
曹操出兵荆、扬之前，先做了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建安十三年曹操借故杀害反曹派的旗帜孔融，吓唬住皇帝和大批反对者，然后为自己某得丞相一职。这样就更坚固了“动辄以朝廷为辞”的正统地位，难怪稍有动作，荆州刘琮请降，而东吴也是降声四起了。
建安十三年以前曹操就注重荆州内部的分化工作，刘表部下大多为亲曹派，蒯越、蔡瑁、韩嵩之类亲曹人士对刘琮决意投降起了很大作用。对东吴也是同样，与主降势力积极联络，计划发兵南下的同时，派出汉使刘隐与孙权党兄、豫章太守孙贲接触，给孙贲官职“征虏将军”。孙贲的女儿早先嫁给曹操儿子曹章，此时孙贲还想把儿子送到曹操那里做人质，在孙家老臣朱治的及时劝说下才作罢（见《吴书·宗室传》和《吴书·朱治传》）。
曹操还煽动丹杨（丹阳）郡的山越的大叛乱，可见《三国志》。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十三年，“是岁，使贺齐讨黟、歙，”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
《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记载，“（建安）十三年，迁威武中郎将，讨丹阳黟、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
这些史料单个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而综合起来就见其端倪。这表明，建安十三年，丹杨山越渠帅费栈叛应曹操，并煽动支党金奇、毛甘起事于歙县，陈仆、祖山起事于黟县。为此孙权派出陆逊、贺齐等讨伐。
综上可知，曹操发兵南下，政治上准备充分，战略上策划周密、东西呼应，实力占绝对优势，还充分调动敌方主降力量。赤壁之战失败的结果不能否认曹操战略谋划的老道高明，曹操取得荆州后继续东下扬州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是积极正确的。曹操可能有些骄傲情绪，但决不会骄傲轻敌导致错误的决策。正如裴松之说：“至於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
●周瑜的非常规冒险决策
实际上，相比曹操，更“冒行兵家大患”的恐怕是周瑜。
兵力上，周瑜向孙权要五万，但孙权不肯给，理由是“五万兵难卒合”。孙权还很感人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而这三万人也是个虚数，《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周瑜、程普“各领万人”，可见总兵力仅两万余。这“各领万人”，不是指周瑜、程普各自的私兵部曲各万人，而是两人各已辖领的全部兵力。
大将拥兵在外，孙权难免不放心。明知程普不服周瑜年少而位居其上，却要令程普与周瑜共领兵，玩的是平衡。两帅不和，很可能导致将领分成派系。可以推测，韩当、黄盖与程普都是孙坚旧将，他们很可能听从程普，为“老将派”，凌统和甘宁有家仇，可能也加入本派。而周瑜可能与吕蒙、吕范、周泰、甘宁为“少壮派”。因为吕范、周泰与周瑜同为孙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