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徽别传》记载有他的趣事。就是说如果有人问某人某事好坏，他都皆说“好”，大有“好好先生”之嫌，连他的妻子也不解地劝他说，人家有所疑，才问你，你哪能一概说好呢!你这样一皆说好，并不是别人问你的本意呀!德操说：“像你这样说，也很好!”于是他有了好好先生之名。其实，司马徽并不是不讲原则的。刘备访问他，问天下大事，他在推荐诸葛亮、庞统时却态度坚决，语气十分肯定。他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问是谁?他说：“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刘琮率荆州降曹，司马徽也为曹操所得，欲大用，惜不久病死。
光顾襄阳城，要看隆中景；参观三顾堂，必知水镜庄。
水镜庄作为东汉时期著名古文经学家司马徽的隐居地，早已成了古三国旅游线上的一处重要历史遗迹，目前正作为襄樊市实施“旅游强市”的一大不可缺少的法宝，而逐步被卓有成效地开发利用。素来被古今之人誉为“雅士”、“高人”的司马徽，由于学富五车，自甘清贫、不图权贵，善于知人、识人、育人，并且胸襟博大、甘当伯乐、荐贤举能，遂被时人尊称为“水镜”先生，大名鼎鼎的“水镜庄”便由此而来。
了解水镜庄或者到过水镜庄的人，未必就知道玉溪山。其实，水镜庄与玉溪山是母子联体，相依为命的，因为水镜庄就座落于风景俏丽、仙气悠荡的玉溪山一侧。慕名而来的观光者，可能比较难想到，在他还没有涉足水镜庄前，她的母亲——玉溪山已经翅首以盼，正一如既往地张开着她那迷人的胸怀，迎来和送走了一拨儿又一拨儿的景仰人。
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说实在的，海拔不过千米的玉溪山在荆楚大地上，只能算作是“土包子”，与鄂西北山区的众多山峦相比较，她既称不上崇山峻岭，也不算是悬崖峭壁，但就因为“水镜”先生在此躬耕修道、授业解惑、培养和举荐了文韬武略、名垂千古的蜀国丞相诸葛亮以及庞统等栋梁之才，遂为世人所由衷敬仰。假设司马先生当初不在玉溪山隐居，而是选在了古荆山的其它什么角落生活，届时，“水镜庄”可能照有，而玉溪山则不一定就会有如此越来越大的名气了。是故，先有司马徽，后有水镜庄，再有玉溪山！
历史的确时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玉溪山的来历不过是因为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环山脚流过而得名，古老的乡民们当初并不知道司马徽为避战乱寓荆襄，并要来此长期栖居，而不想他老先生莅临之后，不仅仁爱厚道，与人为善，而且胸怀博大，精心育人，更了不起的是，他大智若愚，韬光养晦，甘当伯乐，力荐大贤，促成卧龙出山，凤雏高飞，德高望重，遂得“水镜”雅名。“玉溪”—“水镜”，多么美妙绝伦的字眼！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溪”与“水”、“玉”与“镜”之间，巧夺天工，相辅相成，存在着天然的异曲同工之处，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笔者思虑，是不是因为司马徽与玉溪山存有前世因缘，或者心灵感应？玉溪山的存在是为司马徽的隐居，司马徽的到来是为玉溪山的召唤，二者血脉相通，不可分离。
外地人大多由司马徽知道了水镜庄，而后才有可能逐步了解玉溪山。本地人正好相反，可能全都知道玉溪山、水镜庄，但未必都很清楚司马徽。也许是“旁观者清”的缘故，很多时候，本地的人文景观似乎要靠外人来发掘和肯定，到实地调查参观学习，好像是外人的事儿，与自己无关。你观光我收钱，坐收渔利，天经地义，何其快哉！孰不知，风景停落山野，历史飞流时空，司马圆寂尘土，唯有精神永垂不朽。作为有幸经历和铭刻了古三国时期重大人物事件的一片热土，景观仰头可见，早已烂熟于胸，但如果见惯不怪，习以为常，并未吃透和得到多少司马其人其事的思想精髓及其德操精神，也没能进而援古弄今，经世致用，醒励当世，促进发展，岂不可悲可叹！？这似乎正应验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古话。
笔者同世人一样，至为崇敬和钦佩先生司马徽，因为他的确有着不同凡响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想想，一位生活在1700多年前的古人饱学经书，潜心育才，声名远达，但贞操自固，不求显赫，坚守清贫，甘为人梯，辅佐社稷，该是何等的思想境界啊！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虽避乱于荆襄，不求荣达于诸候，不苟同于世俗权贵，但仍然胸怀大局，潜心研读治国理政安民之道，广结天下有识之士，既知人爱才，倾其所有，诲人不倦，又将贤能徒弟扶上马、送一程，力求终成大器。他对诸葛亮的教育、培养更是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堪称杰出典范且有目共睹。在他向诸葛亮传授古文经学之后，为了让他更好地掌握拯救黎民百姓的治政、治军、治国学问，他向诸葛亮引荐了汝南灵山的一位被誉为具有“以蠡测海，深不可测”学问的高人酆公玖，使诸葛亮逐渐掌握了兵法韬略的精髓。至此，他又甘当伯乐荐大贤，向先主刘备成功地推荐了诸葛亮、庞统等风流才俊，于是才有了后来刘备三顾茅庐等一系列三国故事的发生，也才成就了诸葛亮“功盖三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