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文学爱好，属于自鸣得意，发表一点东西给自己头上戴光环的那种。她十八岁时便是这里专管文教的副书记了，后因政云变幻，一朝天子一朝臣，她还是被活生生地关在了政治的大门外。七十年代中期，她由一首“送公粮”的小诗在一家市级报刊上发表而在村中独领风骚，诗共写四句：“太阳公公笑呵呵，大家早起送公粮，颗颗麦粒颗颗心，心心向着共产党！”因这篇小诗的轰动，她的命运有了转机，但也给她以后平凡的安静生活打下伏笔。她下嫁给一个有经商之道的经理，经理小她三岁，因目睹过她做强女人的风采，神思遐想，不顾村里女比男大的忌讳，毫无怨言娶了她。但性格嗜好格格不入，他不爱读书，头痛读书，看到妻子读书，就说：“看书，有什么好看的？看上闲书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真要命！”这句话他说了有二十年，但他连一点要命的痕迹也没有，依然活得风光满面，神采奕奕，俨然要当百岁老人的架式。当然他们的生活是安定的，富足的，红红火火的。
相对而言常家红的日子却聊落了许多，孤清了许多，贫困了许多，困此她常有世态炎凉的感觉围捆着她。早年的她也有美丽如花的日子，有千苗独秀的意味，但清高亮节的她发誓不论贫贱富贵，都要找一个心心相映的文化人，为此她不惜牺牲许多人的掇合，痴情固执带着梦幻般的憧憬下嫁给身无分文、一文不名的丈夫。
贫贱夫妻百事哀，清苦的家一贫如洗，生活让她在百般艰辛、万般屈辱中体会到一个最低贱的辛酸，她的生活中只有无穷的非难、白眼、冷漠与蔑视司空见惯，她看来看去经见的多了，也视了过眼烟云，逐渐变得对这些都漠然起来，若无其事起来。
对于这种生活她是多么的不甘心！多少次她总是默然疑惑着自问：世间为什么要有贫贱富贵之别？为什么贫穷会被践踏脚下，为什么很多默默无闻的奋斗者会因为成功的掌声泪如泉涌？为什么会痛哭失声？懂了，懂了！只因为这悲微的身份在遭受千百次风尘的侵袭后，经世间的势利，习惯的排挤等一系列的洗礼后，在劳其心苦其志的付出后，品尝到一种自尊、尊严的回归，这是社会的肯定啊！那种荣誉是可贵的，是金银也换不回来的。
可在远去的、黯淡的日子里，常家红一直迷失在一种痛苦的茫然里，茫然地劳作，茫然地承受，茫然地被动地整治着一日三餐，打发着日出日落。春去秋来的日子。几年来冬去燕归日子几乎就在茫然煎熬中转换着颜色，尹建军有正式工作了，她在气咻咻的日子追赶下头上也零星地出现白发，身体也病病歪歪的，而她仅仅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呀！
她是一个拙于言词的女人。一切重压对她只有承受的本能，就象一块顽石，无论阴雨日晒，无论风沙雪傲，无论伤害或友善，她都沉默着。虽然内心失衡不免汩汩淌淌要流泪，但自身的低微让她体味了过多的阴暗，日久只能机械地吞咽；虽然她有文化，但在众多的关系网下，蛰居的她就象挣不开网罩似的。种种恩宠荣辱，常使她想到或许他们的婚姻就是月下老人醉态朦胧，在三生石上误定的一个爱情错曲，两人的力量远远不能胜过滚滚风尘的潮汐大浪，万马奔腾。这种日子过多了，过厌了，无力改变自己，心痛的感觉，眼泪的洗涤就逐渐成了麻木，夹着对未来的茫然。
对自己的丈夫尹建军是无处诉说的，那犹如忧虑之上加烦恼与伤心；对任何人开口又担心危险之中增危险，遇人不测犹如埋下定时炸弹。在很长的日子里，她把自己完全封闭在硬硬的壳里，除为孩子与丈夫忙碌外，夜深人静时抚物思事，常有一种心上的负重难以推却，确切地说，对着空空的四壁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她感觉她得了心理病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激起她心中浪花，充实起她精神生活的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一次，她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改变命运的女人”，因为她与女主人公有雷同的命运，所以她看得很仔细，并且整整看了好几次。她为女主人公在困苦、伤痛中不懈奋斗的精神所感动。原认为茫然与麻木，就这么一辈子随她糊糊涂涂沿袭过下去了，不料又如峡壁逢生，生活又给了她一丝光明。。
常家红一向写作不错，闲暇笔耕之余不时有作品在本地区的报上发表。为了生存，握惯锄头，钉把的手是那样的笨拙与粗躁，当她把心血凝成的纸片儿象雪花似的撒落到几个角落，收获甚微。但对此甚微的收益多少安慰着内心的浮躁、动荡、寂寞与胸弱，也多少安定了她易被引诱误导的神经。再后来，她勤看勤写，日积月累开始写习作，开始练笔，脚踏实地把练笔作品发表在各家报刊上，把它作为新的起点。近几年，诗歌、散文、小说陆陆续续发表近五六万字了。
这次村志的编写她是被推荐所用之人，她为有这个机会感到高兴，一半为谋生，一半为爱好，能拣回一点自己可怜的自尊。苏海看过她写的东西，因而给她安排了很多编写的东西，这对她是一次考验，也是苏海对她的信任，为此，她很感谢苏海这位说得来的老者，大有知遇之恩之感。
这大概就是所说的缘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