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济贫法》并非因其初衷而危险，而是因其执行方式将社会改革转化为了道德与秩序问题。立法者希望通过新法纠正依赖，却低估了贫困本身所携带的愤怒与羞辱。当救济被设计为惩罚，当生存被附加条件，制度便不可避免地需要警察来维持其运转。自1832年起，警务部门又一次被系统性地推到社会矛盾的前沿，警民关系正面临着倒退回1829年以前的严峻考验。
白厅街4号，警务专员委员会的会议室里没有壁炉，只有摆着一张擦得发亮的长桌。
窗帘拉得很紧，外头街道上的喧闹被挡在厚重的布料之外。
亚瑟坐在桌首，没有翻阅文档，更没有开口。
他只是靠在椅子上，雪茄在他的指尖燃烧，蒸腾起一阵青白的烟雾，随着呼吸起起伏伏。
将目光顺着长桌缓缓移开，坐在亚瑟身畔的，是两位大伙儿的老熟人，皇家大伦敦警察厅厅长查尔斯·罗万和皇家大伦敦警察厅副厅长理乍得·梅恩。
但是从他们俩往后看，坐着的却是十几位很少在伦敦出现的生脸。
他们的制服并不完全一致，却在细节上显露出一种心照不宣的同源性。仿照苏格兰场制服设计的深蓝色长尾上衣，布料厚实而挺括，剪裁明显比普通巡警合身得多。袖口处缝着窄窄的银色饰边，看起来并不张扬，却足以让人一眼分辨出这是指挥官，而非执行者。
他们都没有佩戴警盔，圆筒高帽被整齐地放在身前的桌面上，帽檐擦得发亮，帽带低调而干净。有人将警官刀留在门口，有人则索性带了进来，刀柄靠在椅侧，既不眩耀，也不刻意回避，那是一种已经习惯于合法武力存在的从容。
紧挨着罗万落座的那位警官坐姿笔直，双手交叠在桌沿，手套并未摘下。这是港口城市警察特有的气质，由于长期需要来到码头与工人、水手和失业者打交道，海风的侵蚀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苍老一些。他的制服肩部没有任何军式装饰，唯有衣料在灯光下呈现出磨损痕迹，泄露出这是件被频繁穿着的工作用装，而非礼仪用的外套。
再往后看去，另一位警官显得格外克制。他的外套颜色比旁人略深，几乎接近夜色，纽扣排列得一丝不苟，袖口平整得不象是刚从外地匆匆赶来。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鬓角修剪得干净利落，整个人坐在那里就象是一颗身姿挺拔的橡树，即便不说话也能让人感觉到一股不同寻常的威严。
而坐在他对面那位，则带着更明显的北方气息。肩背宽阔，脖颈粗壮，制服的布料比其他人更厚，衣领微微磨起了毛边。那并不是疏于打理的痕迹，而是长期在寒风与推操中形成的磨损。他的双手放在膝上，指节略显粗大，显然不止一次亲自下过街头。即便坐着，他的身体也始终保持前倾状态，象是随时准备起身介入什么。
再往下首，还有一位显得与众人略有不同的存在。这位警官的着装并不逊色，但却少了几分警察惯有的锋利感。他的外套样式更为保守，饰边几乎不可察觉，仿佛在刻意回避任何可能被误认为“新式权威”的符号。他没有佩刀，配发的手枪也未随身携带，就连警盔也只是一顶看起来略显过时的高帽。这股独特的气质介于旧治安体系与新警察制度之间，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好拥抱新时代的准备。
亚瑟的目光终于落向桌面。
那一排黄铜名牌被擦得同样干净，边角略有磨圆，显然并非今日才临时摆放。刻字简洁而克制，除了必要的职务以外，没有任何多馀的头衔，仿佛这些名字本身就不需要额外的解释。
布里斯托尔市警察局警察总监：约瑟夫·毕晓普。
莱斯特市警察局警察总监：弗雷德里克·古德耶。
虽然这些警官平时不常在伦敦出现，许多刚添加苏格兰场任职的年轻人甚至无法通过他们五花八门的制服识别这些人是他们的同行。但是对于亚瑟等1829年就添加苏格兰场服役的老资历来说，认出他们完全无须通过制服。
因为这些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市警局中，有一多半地方高级警官都曾是苏格兰场的骨干力量。古德耶，这位生于1808年的莱斯特警务首脑虽然比亚瑟年长，但是论起资历，他添加苏格兰场的时间却比亚瑟晚两年。作为1831年10月23日持第11051号委任状添加苏格兰场的后辈，不管是论职务，还是论资历，古德耶都不敢向亚瑟这个委任状编号986的老警察摆谱。
《莱斯特市警察局首任局长弗雷德里克·古德耶肖象》
象是毕晓普、古德耶等人这样的苏格兰场优秀警官，在1836年《市镇自治法》通过后，很快就被财力雄厚的自治市挖到了地方出任当地的首任警察局长。
徜若亚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没有那么精彩的人生际遇…
或许在另一个平淡的时间在线，卡在警督位置上停滞不前的亚瑟，也会在1836年被曼彻斯特、利物浦等自治市以300到500镑的年薪挖到地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