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青年宰相”。报纸将他的内阁称为“青年内阁”、“明朗内阁”，多数国民也都期待着他能成为打破日本社会沉闷状态的首相。
近卫文麿第一次内阁
的确，近卫有高尚的血统。美妙的年华，曾因拒绝就任首相给人留下没有权力欲的良好印象。近卫最大限度的满足了统治阶级各层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对外扩张。他在组阁的当天就表示，属于“非持有国”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的生存权利，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实行”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行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资源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要劳动力的自由。”这无疑是一纸夺取殖民地的宣言书。
天皇也曾对近卫十分满意，由于家族关系，两人亲切有加，近卫在天皇接见时，经常谈笑风生，有时还边说话边摇晃着二郎腿。过分得以的他提出大赦建议，但这不仅引起了陆军首脑的非议，甚至皇室成员，元老重臣，甚至天皇也摇头反对。这使的近卫感到有些沮丧，不久，军部就给他“制造”了个大麻烦。
近卫文麿
仅仅一个多月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近卫在手记中觉得“我方有点可疑”。由于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和陆军省柴山兼四郎为代表的慎重派的活动，近卫内阁也在9日内阁会议上确定了大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但是在陆相杉山元已经参谋本部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和第三课长武藤章的要求下，内阁于11日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向华北增派关东军两个师团，驻朝鲜陆军一个师团，从日本再派两个师团。当时对此执慎重论的只有米内光政海相一个人。
当天晚上近卫在首相官邸召集政界、财界、评论界人士吹风，将这次事件定名这“北支事件”，表明了处理此事件的强硬姿态，要求在座各位予以合作。第二天大藏相贺屋兴宣和内相马场瑛一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谈话，鼓吹对华强硬。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正与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签订停战协定。这种增兵的强硬态度必然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国民政府的中央军迅速北上，大战一触即发。这时他也曾经划策过同蒋介石的高峰会谈，也试图向国民政府派遣密使摸索和平的道路。但担心可能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而作罢。
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对侵华战争蓄谋已久，近卫就曾多次提出“华北经济开发”对日本的意义。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侵华战争不断扩大。7月底，北平，天津沦陷，29军副军长佟麟阁战死。8月7日、近卫内阁召开四相会议，决定“大陆主要使用武力的地区应为河北－察哈尔区和上海”。8月13日，中国军队开始围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应海军要求，陆军向上海增派两个师团。8月15日近卫在发表事实上抛弃了当初的“不扩大方针”的“膺惩暴（戾的）支（那）”声明。飞机开始展开越洋轰炸。为确保侵略战争的进行，近卫内阁加强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9月3日，近卫将北支事变改称支那事变。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向国民灌输“尽忠报国”，“征服世界”等法西斯思想。10月，设立旨在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企划院，制定《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等法令，促使整个国民经济为战争服务。10月15日，近卫从工商巨头、军人和议会政党中选出10名最有势力的人物作为临时阁员－－参议。11月22日，组成包括首相在内的指导战争的大本营。
尽管近卫标榜举国一致，但实际上他连内阁都难以做到一致，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赫赫战功，军部势力越发猖獗，时常使近卫感到有被架空的感觉，他曾对秘书原田熊雄抱怨“陆军大臣杉山元靠不住，有时向天皇自嘲说：”我这样的人完全像时装模特儿，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却被牵着鼻子走，这实在叫人为难，真对不起。“近卫打算笼络军部、财政界的头面人物，以突出内阁的领导作用，但收效不大。在攻占南京之前，近卫试图凭武力压蒋介石投降，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展开陶德曼调停，因为条件并不苛刻，只是扩大了在华北和上海的非武装区，12月2日，蒋介石听取了军事将领的报告后转告德国大使，宣布接受日本条件议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克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次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统制派巨头寺内寿一自主决定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由于取得了攻克南京的战果，日本国内主战派势力抬头，12月20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召开联络会议，修改了原来的条件，陆相杉山元提出了四项更苛刻的和平条件，蒋介石国民政府无法接受。日本政府在1938年1月11日大本营和政府首脑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支那事件根本方针，决定“如果国民政府不来求和便不再以其为对手，转而帮助建立新政权”。近卫在16日发表了“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并在此后进一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日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