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思马因趁满都海夫人征讨瓦剌人时，大肆入寇延绥、大同、宣府等地，先后被保国公、平虏将军、充任总兵官的朱永跟提督军务的王越打败，当时宦官汪直担任监军。老将军父子俩战死疆场那一年，王越已经是平胡将军，充任总兵官，汪直仍然监督军务。那年九月，亦思马因大举入侵宣府，汪直、王越调兵抵御，亦思马因却非常狡猾，虚虚实实，令明军几次受了重创。九月底，明军得到消息，说亦思马因将侵犯宣府，王越有所疑虑，汪直却是急于建功，命令大同出兵，与宣府军队合力围剿亦思马因，梁老将军却认为鞑靼人的目标恐怕是大同，但却遭到汪直申斥，只得率军直奔宣府，却在中途遭遇鞑靼人的伏击，伤亡惨重；而那时，无铭还只是大同卫所的一名小小的总旗，手下也就十个小旗百名军士，原本是跟随千户镇守大同的，得到报警讯息之后，大同守军担心是敌人的圈套，不敢援助，无铭违令出战，可惜到的时候，已是回天乏术……
虽然汪直事后极力瞒报自己决策上的失误导致的重大损失，但朝廷还是知道了真相，这使得当时本就受宠日衰的汪直更加不受成化帝待见，虽然没被即刻斥退，但第二年汪直被调任南京御马监，之后又被降为奉御，汪直一党王越、戴缙、吴绶等人被褫，多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内。
梁健少将军守孝期满至大同军中效力，听到了自己父兄殉国的一些原委，依着他的性情，难免有所怨言；总兵官、定西侯蒋琬跟以左都御史身份巡历大同、宣府军务的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余子俊都与梁老将军有旧，自然不会计较，但监督军务的太监张善虽然名“善”，却绝非善类，对梁健颇多不满，而梁健与之也先后有几次冲突，若不是蒋琬与余子俊两位几次斡旋，梁健恐怕早就遭祸了。
半个月前，张善向余子俊施压，说梁健擅自带歌妓入军营作乐，理因受军法惩处，余子俊彻查后方知，那所谓的歌妓是梁健巡夜时所救的孤女，因夜深无处可去，梁健把她带回了自己的营帐安置，自己则同士兵挤了一夜，次日即将那孤女送出营安置了。虽然事情弄清楚了，但梁健仍不得不领了二十军棍的惩处。
事情过了两天，张善夜遇刺客，侥幸脱险后力证刺客是梁健，说他是挟怨寻仇，而原本那夜应该巡营的梁健竟不知所踪。就在刺客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鞑子兵大举来犯，连毁大同府城外三处村落，却并没有抢掠多少粮食人丁，只是杀人毁村，据目击者的描述，带队之人极像梁健。而张善坚称梁健行刺不成，畏罪投敌了。
余子俊一方面派人访查梁健的下落，另一方面也听从无铭的推测，认为梁健天性淳孝，可能会回梁家见乃母，这才有了无铭的小梁庄之行，果不其然，还真是让他们等到了，好看的小说:。
“以目前的情况看来，子康兄应该是受了鞑子的蛊惑，一时不查，才会有今日的变故。如今子康兄泥足深陷，在下迫不得已，只能让子康兄在这个世上永远消失了——”
无铭双眉紧锁，看房中的几人都以惊诧莫名的目光看着自己，他无奈的苦笑一下，“其实督帅他们一直受到朝中反对势力的弹劾，如果再有子康兄的事情爆出，督帅难免身陷不利局势，而边塞就又不得安宁了，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下策。”对于余子俊这位总督，大同的将士喜欢称之为督帅。
庄庭虽说立志不再过问官场之事，但长久以来的习惯还是让他非常明了朝廷的一些动态，关于余总督的事，他自然也不陌生。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二年考中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之职，后进位为户部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廉洁干练著称。自成化初年调任西安知府开始，先后做过陕西右参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左副都御史、右都御使、兵部尚书，先前就曾巡抚延绥，如今以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使的身份，总督大同、宣府的军务。
自宣德朝后，已经退居荒漠的蒙古族势力日渐坐大，蒙古军经常越过黄河骚扰晋、陕乃至北直隶地区。正统十四年更发生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英宗在亲征中被蒙古瓦剌军俘虏。之后的二十多年内，蒙古人大批进入河套地区，长期驻扎，给大明北部边防造成巨大威胁。早在成化六年，余子俊以陕西右布政使的身份巡视陕西边防时，就寻找兴建于隋朝的土筑长城，一再表示为我朝久远计，一定要沿边筑墙建堡，但他先后几次上疏都因朝廷要员反对而作罢。直到成化九年，明军先后取得“红盐池捣巢”之胜和“韦州之捷”，蒙古军受重创，相继渡河北去，边境一时安宁之时，成化帝才下令：“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治。”余子俊听闻之后，仰天长啸，亲手拉开了大修长城的历史性大幕。
全长一千两百里的延绥长城，在余子俊苦心孤诣的运筹和呕心沥血的操持下，役军四万人，不到三个月即兴建成功。这道长城在成化十八年充分展现了其屏障作用，使得入掠延绥河西清水营一线的蒙古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蒙古军队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敢轻易侵犯延绥一带。
余子俊又于去年上书朝廷，建议重修黄河东岸至山